1986年出生的魏思孝是一个含蓄、幽默的人。他个子不高，眉眼和善，见人常常会笑。
在淄博文坛，魏思孝年龄不大，成就却不俗。身为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不明物》《我们为什么无聊》、短篇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嘘，听你说》《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等。
最近几年，魏思孝更是佳作频出，在中国文坛上展现出不凡的实力。2020年的《余事勿取》在业内引起关注；2022年的《王能好》入选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2023年凭《沈颖与陈子凯》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然而魏思孝为人却特别低调，很少接受外界的访谈，对于人们夸赞，他总是说：“没那么好、没那么好。”
如今，2024年的日子还没过完，38岁的魏思孝又迎来写作生涯中的两件大喜事：一是今年9月份入选了第三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二是10月份凭借新作《土广寸木》摘得2024年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从他的“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到《土广寸木》，有人说魏思孝的作品将当代性与乡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是他在文学这条窄路上不断锤炼的结果。
一件好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家乡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近日，魏思孝接受记者采访，分享了他的一些感悟。
记者：首先恭喜您摘得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您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获得首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魏思孝：宝珀理想国这个奖项在业内的特殊之处是完全尊重五位评委的意见，没有外界的干涉。我想本次获奖的原因，归功于这五位评委的口味。这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可能在另一届，不同的评委，获奖的就不一定是我了。我们入选决选短名单的五位作者的作品，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只是运气好一点。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本次获奖作品，以及它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
魏思孝：本次获奖的作品《土广寸木》书名为“村庄”二字的拆解。村庄，是一个形容词，是每一个面对生活不堪重负的人的处境写照。上篇“局部”聚焦人、事物及地点，由此勾连出辛留村的人物谱系与世事百态；下篇“一年”则以老付与“我”这对母子的生活为主线，记叙村庄一年内发生的大小事务，涉及农事生产、婚丧嫁娶、基层政治等等，全景式描绘当下乡村的真实景观，其中藏着历史的幽灵，也展露着时代的惶惑。这些创作灵感来自于我所生活的乡村，还有那些村民日复一日的生活。
记者：在《土广寸木》的后记中您说：“村民们曾经或现在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就是我写这个长篇的初衷。”请问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如何克服的？
魏思孝：真实的生活并不是非黑即白，残酷与温暖、冷漠与真情始终同时存在于其中。在“非虚构”形式下的乡村书写中，我总是设法去接近真实，因此写作的困难我并没有克服，如今呈现出来的，只是自己脑海中设想的与自己写作能力不足所达到的一种妥协而已。挑战充斥着每一个字里行间，一句话一个词，都是斟酌之后的结果。我深陷于自己对字句掌握的有限，还有如何去把所感知到的生活在文字上复现以及达到我渴望的文学品质。可以说，我都远没有做好。
记者：作为淄博的青年作家，家乡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魏思孝：我的创作是根植于淄博这片土地的，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滋养着我。2017年之前的七八年的时间，我沉迷于写自我以及身边的同龄人，甚至到了无病呻吟的地步，到了三十岁，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真情实感和触动，就是我本来身处其中的家乡和村庄，何必去舍近求远？所以转而去写农村。淄博是我的文学沃土。
记者：有书评人评价您的创作风格独特，是如何形成这种风格的？
魏思孝：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开创某种风格的人。一个写作者风格的建立，首先来自于你的阅读审美，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其次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是以什么样的眼光观察和认知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我总是首先看到这个世界阴暗的一面，总是拆台。
记者：在您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有没有对您影响特别大的作家或者作品？
魏思孝：2005年，在学校的盗版书摊上，看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许多年，我都被他的阴影笼罩。
2006年，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到由杨黎编著的《灿烂》——有关第三代诗人的生活，由此为我打开了一段新鲜且生猛的阅读体验。那些几乎被主流掩盖的诗文，契合我当时的状态，二十多岁，对诗和远方，以及不羁生活的向往。
2008年，我接触到乌青创办的果皮论坛，里面有关于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以及乌青做的《海岛》等电子书。我去网吧，把这些下载整理好，拷到没有联网的电脑里，一遍遍翻看。列个名单，以下这些人的文字，在那段时期，陪伴我度过难熬写作学徒期，乌青、手指、小安、曹寇、韩东、于坚、朱庆和、李樯、赵志明、杨黎、李黎、何小竹、孙智正、顾前、六回、邝贤良、一闪、吉木狼格、吴又、于小韦、朱白、叶青、纯铁牙签、张维、朱文、张敦、离、王小菊、竖、张三、横、小虚、张羞、张军、咄、谈波、司屠、李红旗、叶勐……这些都是我的文字英雄。
2010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此后多年我都陆续翻看这本书。
2011年，坏蛋出版的乌青的《有一天》和曹寇的《操》。那两年，我主要是看这两本小册子，寻找灵感，帮助我打开了自己的手脚。
2016年，丹尼斯·约翰逊的《火车梦》，单薄四万字的中篇。我也想写出这样的小说。
2018年，在理查德·福特编辑的《蓝领、白领、无领》这本书里，读到了安妮·普鲁的《工作史》，由此认识到她，开始读她其余的书。尤其是《手风琴罪案》，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随身携带，断续读这本。
记者：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您在创作层面有哪些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魏思孝：最开始写作，追求的是有趣、幽默，写出一个故事，吸引人读下去。都是很浅层次的，说白了就是通俗文学的路子。随着十余年的写作，如今觉得故事并不重要，也并不在意是否吸引读者读下去。也就是说，我不会考虑读者的感受，而是要带领读者去一个他平时不会去思考或是觉察的一个领域。这样的转变，当然是所谓的深耕写作这条路，阅读到更好的文学作品后，一个必然的结果。也就是，我不再那么无知，可越深入，却也觉得自己的写作更为渺小了。
记者：如今很多人都被手机和短视频绑架，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一本书，或者聊聊文学，您认为文学的价值和力量在当下还被广泛重视吗？
魏思孝：文学的价值，不只是从书本上体现的。实际上，我们平时在手机上看到的短视频，不论是搞笑类的还是剧情类的，但凡是要讲故事，取悦人类的，无一不都是从文学中汲取的营养的。可以说，文学是影像作品的母本。只是这种影像，普通人是觉察不到的，而对于创作者来讲，文学和影视是密不可分的。毕竟文学是讲人性和故事的。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从有人类的那一天就存在，且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变得愈加重要，只是，有时候文学并不只是从书本来的。
记者：对那些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和鼓励？
魏思孝：写作不赚钱。经济上来说，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写作很枯燥，几无乐趣；写作并不光鲜，你不会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你写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一个人明确了以上四点，还要继续去写作，那也就自然能忍受写作与生活的冲突了。
（全媒体记者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