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亮
“结构”与小说本身
《土广寸木》作为一部小说，没有真正的主角，主角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或者说，是当代“村庄”本身。上篇中的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人物登台唱罢，随即换上下一拨儿，名字偶有勾连，更多是匆匆过客，因此看起来像是中短篇合辑，只不过是以事件为名，不出这个鲁中小村子的人和事。下篇叙事主体变成“我”，作者进入情节，像一部电影在中途转换了主角。但“我”也只是和村庄发生联系的“我”，主角仍然是村庄。
阅读过程中，时常想到焦波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小说下篇以月份为题，也像电影里的以节气为章，目光聚焦于一个小村庄。个人视角、生活轨迹，类似非虚构的纪实感，其日常性与上篇的虚实共生相比，隐隐感觉有调性的冲突。全书并未能完全平复这种冲突，但明显可看到作者对小说结构所做的调整。
与魏思孝以往的作品相比，“拆解”是《土广寸木》的结构方式，同时成为搭建村庄文学记忆的新手段。不得不说，魏思孝的创作，前阶段“乡村三部曲”的提法为时过早（应该只是出版方的宣传策略，比如更早期“小镇文学”“青年焦虑文学”之类的标签），因为《土广寸木》一出，发现事情远没有结束，“乡村题材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作者后记），从微观到整体，从拆解到搭建，作者的野心清晰可见，所有个体故事都是从村庄生长出来，而辛留村有可能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毕赣的荡麦，成为作者时空交错的文学故乡。
在最极端的文艺作品里，像韩国导演洪常秀的一些实验风格电影，“结构”超越情节和人物，反而成为影片的本质。《土广寸木》没到玩结构技巧，甚至是反技巧的、略生硬的，但结构变化指向的是描述对象的调整：由人到事，由以往的个人命运主题转向村庄宏观命运；由传记式人物写法转向人物为事件服务。于是在小说开头，我们看到了无人机航拍般的村庄概貌描写，看到被县志记载和当代变局拉长了的时代感；在一些篇章里，村边的铁路贯穿童年记忆和疫病封控，石油化工厂的污染给村人施下癌症的诅咒；能人与黑道在少年横行在壮年衰亡，乡村权力争斗和基层政治堪比驴在泥潭里打滚，村庄和它庇护下的乡民在挣扎轮回里求生。
下篇的“一年”，算是村庄的一个切片，但相对于上篇来说，这切片略显单薄。日常性、纪实性的写法，与上篇的戏剧性必然存在矛盾。《选举》《饭局》等章节很出色，但那些简洁有力、出生入死而又冷峻残酷的节奏感，在下篇中整体还是慢了下来，连带那种弥漫或幽微的绝望、荒诞和悲剧性，相应地被稀释了。这是全书不无遗憾的地方，也是小说“结构”的难点。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母子温情和日常农事丰富了村庄的秉性，对部分读者更友好一些。
小说的性格与小说家
正如艺术史其实是艺术家史，小说的气韵也是作家本人气质的投射。
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我喜欢魏思孝跳脱反讽的笔法。一个写作者绝不能平庸无个性，文字表达绝不能流俗；见识短浅心思狭隘的庸人妄人，写出的东西谁要看啊。从这个角度说，魏思孝深具“作家”群体之外的独立人格，作品如人有反骨。
对村庄人物，无论原型写实还是向空虚构，无论蚁民还是强人，总是悲悯其命运同情其境遇；而对庙堂之上的人群，则不吝起底讽刺。真理部年度总结会，退休老干部们积攒的不自知的控制欲；由保健品公司承办的作协会议；喜欢抱胸远眺的作家安建利，热衷与闲适妇女“雅集”……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世俗人情的洞察和对主流价值的自觉疏离。
曾在多部小说中出现过的卫华邦，原型是作者自己：“整日埋首故纸堆，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和垮掉的一代，对这个出身低微的农家子弟的心性进行重塑。他的行为并不过激，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主要体现在自毁上……对被主流排斥在外的边缘小说家和诗人如数家珍……”《人肉》里这段描写，我相信是作者自况，自然也就像收到了文化暗语，找到共同的人格密码。我猜想我们都是，那些早年倾心于亚文化的一类，青年时困顿而苦闷，自由却途穷，对伟大和意义有一种天生的抵触和逃避，接受地下音乐、叛逆诗歌、独立电影，对传统加以嘲笑、解构，对权力保持警惕和不信任，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口味自20世纪90年代形成，并沉淀为难以改变的性格和审美基因。
当一个人回到乡村生活，开始关注和记录乡村，似乎与上面这些距离已远。我的感觉是，魏思孝以后当然可以重启城市游民题材，像一开始那样书写现代人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在乡村，他才找到了独属于他的文学锚点。
我也是从村庄来，对那些村落、人群和生活很熟悉，不过我只是被动经历，认为无聊无趣只堪遗忘，或者丑恶唯恐避之不及，除了地方志和新闻的只言片语，我从未想过它们可以被写成文字。但他却能从中看到力量，发现其文学性，把现实样貌和身边各色人等素材收集起来，融入小说家的想象，成为熟悉又陌生、揭示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当代样本。
我认为这是小说家非常可贵的特质，他从最被无视、最薄弱、最无人知晓的乡村角落，开辟了自由自洽的广阔文学版图。正如本文标题所说：村庄流逝，但有人拒绝遗忘。
人物群体与语言
“典型人物”这种概念，在曾经的苏式文学理论体系中地位颇重，但这种藩篱在现代派中早已被无视。魏思孝《土广寸木》及他之前的乡村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可能是模糊的（《王能好》算是个例外）。20多万字的《土广寸木》竟然出现上百个人物，2020年出版的《都是人民群众》索性以“中老年男人”“青年男人”“妇女”等排列章节，近30人每人一章，此外尚有村民速写多人。《王能好》中也在大传中套着多个人物小传。他们数量繁多，事迹有限，或粗鄙恢谐、或坎坷沉重，谈不上精雕细琢，算不上“典型人物”，却因人数众多和命运各异，构成了一个庞大群体，一幅各色小民组成的众生相。
因此作者特地摘出以下文字放在封底：
“每一张面孔都有无尽的故事，又毫不起眼。凡此种种，如果把我的胸口剖开，摊晒在这条结冰且泥泞污秽的公路上，等待乡民赶来，每个人的身后势必跟着死去的亲属和祖辈，浩浩荡荡，成千上万的活人和鬼魂塞满了大街小巷，齐刷刷地望着我的血肉，幸灾乐祸，言辞讥讽，那是积蓄已久的对我巧撇他们隐私、贩卖他们苦难的不满和愤怒。”
这是魏思孝的“典型群体”。万千人物洪流中，我们需要回头仔细辨认，才会找到当初阅读中那一瞥惊艳、随后又被淹没的人与事，重新鲜活起来。比如母亲老付，小说对其性格未置一辞，但散落下篇中的新妇与婆婆争白菜、铲邻地麦苗、批宅基地怒骂村支书等彼此不相连的三段细节，需要自行掇拾，才体会到老付的勇敢和泼辣。
人物之外，魏思孝的叙述语言一直为人所称道，白描、简短、克制，其冷峻利落已无需赘言；此处仅带一笔小说中的俚语乡言。鲁中方言大体是不碍阅读的，但诸如本书中：心浑（疑惑）、虚棚（纸糊的天花板）、截布（买布、扯布）、家翅子（麻雀）、查牌（洗牌）……等等发音用法颇具特色，如略加说明，当有助理解，增加趣味。
近年读书，我的兴趣已转移，小说接触得很少。但《土广寸木》全书读罢，不禁阖卷赞叹。有人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地位尴尬，我不能确知，但如果说文学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的话，我相信魏思孝的乡土系列于现实有裨益、于艺术有贡献。社会演进，村庄沉默，前行或者错过，上升或者沦落，没有人能预见未来的好坏。幸好有这样的小说，就让它来记录和描写这劳苦卑微、朝生暮死的一切吧。
（作者：萧亮，1974年生，淄博人，法律专业，业余从事文艺评论及古代美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