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振英
我是一名接生了数以千计婴儿的妇产科医生。宁静的产房里，婴儿的第一次啼哭声，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音乐，如同月光洒满了心田。
我今年已八十多岁，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工作。1964年3月，我从淄川区王村公社医院调到太河公社医院。太河，地处淄川东南部，位于金鸡山下，淄河两畔。这里是个纯山区，虽山青水秀、群山连绵、风景优美，但域内交通十分不便，出门就爬山。我刚去时，一位当地的老中医对我说，你看到哪里的草稀了，发黄了，那就是踩出来的路。我在这里从事妇产科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记得1965年秋后的某一天下午3点左右，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跑到医院，说他老婆马上要生孩子，请我出诊。那时候在这一带山村，有人生孩子都是找“接生婆”，为了推广新法接生，我们妇产科医生都是随叫随到，开展所谓的“炕头接生”。他家住余粮村，是依山傍坡盖的几间石头屋，离医院有十几里山路。这位男子领路，我一路紧赶慢赶，一进门，就对产妇进行了详细检查。傍晚时分，产妇终于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我做完了一切处置，并嘱咐了注意事项，天已经黑了下来。领我来的男子还要照顾产妇，我只好一人返回医院。走出大约四五里路，到了金鸡山下，我不慎一脚踩空，滚下了山沟，往上一看，至少有四五米深。我强忍疼痛，奋力攀爬。
天色已晚，院长卜祥林知道我已出诊大半天，便与另一位大夫一起来接我。他们怕与我走岔了路，就边走边喊，空旷的山野加上回声，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呼叫。他们顺着我的呼救声终于找到了在山沟里挣扎的我。他俩把我拖了上来，幸亏只是受了点皮肉伤，我们便相扶回到医院。
1971年，我调回淄川城区的黄家铺医院（现在的淄川经济开发区医院）。记得有一年正月初四下午，周村萌水有一名孕妇，走娘家回来路过张博路黄家铺铁路桥附近时，感觉就要临产。她丈夫跑到医院请大夫，在家休假的我得知消息后赶赴现场，将她接到了医院。由于及时住了院，产妇顺利分娩，母子平安。新春佳节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我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产妇住院三天，我每日三餐都在家做好饭，给她送到病房里。她满月后，阳春三月，夫妻二人怀抱着孩子来看我，非让孩子认我“干娘”不可。
几十年暑去寒来，日日夜夜，我接生的孩子无计其数。如今，他们有的已年过半百，年轻的也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在外地工作的，春节回家总不忘来给我拜年，进门就亲切地喊“娘娘”，令我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