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几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校园欺凌”再度成为焦点。
3月25日，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就包含校园暴力专题教育。4月底，教育部实施学生欺凌防治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起底式”大排查。
从2016年起，全国已开展过多轮防治校园欺凌的行动。
但在多位老师眼中，目前学校的反欺凌工作，仍是一种“短暂、被动的落实”。
老师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当舆论的风暴暂歇，他们真正的难题等待解答。
待解的难题
6年前，陈亮第一次接触到“校园欺凌”。
他接到6岁儿子的来电。对面不停地啜泣，“爸，你来接我！”陈亮急了，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不回答，只说要立刻回家。
陈亮和妻子决定联系孩子的老师。他们了解到，孩子参加校园滑雪的冬令营，在同学里面年纪最小，别的同学都喊他“小屁孩”，从来不把零食和游戏机与他分享。
当时在陈亮眼里，这些“不就是小事吗”。他给儿子买了巧克力、玩具，却没法安抚孩子的情绪。后来，在妻子的询问下，孩子说，两个男生把滑冰的靴子扔在了他的枕头上。
陈亮的妻子变了脸色，“这是校园欺凌。”她反复和陈亮说，这类现象是必须介入的。
两人立刻找孩子的老师沟通。不久后，老师组织全班同学集合，厉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通知家长把你们领回去。”这一番话，给了陈亮很大的安全感。
陈亮回想，那些孩子只是小小的恶意，但如果没有老师及时教育，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欺凌行为。
陈亮是一名律师，每年的普法日，陈亮会受到该市一些中小学校的邀请，给学生们做法治讲座。2018年起，他决定讲讲校园欺凌。
多年来，陈亮看见防治欺凌的行动一轮接一轮开展，法律规定越来越多，但欺凌事件仍在不时发生。
为何防治难以奏效？陈亮在寻找答案。
另一头，老师们同样心存困惑。
校长刘超坦言，从去年11月山西大同曝出未成年人被同宿舍学生凌辱两年之久，到今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疑似校园欺凌的杀人事件，一次次舆情下，反欺凌已经成了学校必须做的事。但是直到现在，大家对“什么是校园欺凌”还是没有概念。
他们正等待解答。
隐形的欺凌
在一场针对教师的校园防欺凌培训会上，刘超在台上发问，“欺凌到底是没发生还是没被发现？”
底下的老师陷入沉默。有人小声嘟囔，其实出了“大事”也就是严重的肢体冲突，班主任都是会管的，但在校园里，更常见的是隐形欺凌。这些欺凌往往难以被察觉。
语文老师时斌在带教时遇到过一个女孩。在时斌眼里，她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同学相处融洽。去年10月，女孩突然和时斌说，“我不想学了。”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消沉，上课总在走神。
时斌记得，家长发现后很生气，指责她不好好学习。没过几天，女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不和所有人接触。其间时斌和女孩的家长聊过几次天。去年底，她的家长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严格了？
直到今年3月，女孩才向父母袒露，之前在班级里被其他女生孤立。别人都不和她讲话，她开始厌恨学校和同学。
在此之前，时斌和女孩的班主任从没发现过这些事，女孩也没有向他们求助。
陈亮说，对于学生的变化，很多老师不够敏感。当孩子的行为、想法、性格跟往常完全不同时，比如他们开始抗拒学校，产生厌学心理，身上不时出现伤口，或是以前很活泼而现在突然变得沉默，那么“可以在课后花5分钟、10分钟和他们谈谈，这样就可能会发现欺凌的苗头”。
部分学校在每个楼层设置了心愿信箱，让孩子把被欺负的情况写下来。“没有人署名。”一位校长苦笑，孩子们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也怕被同学报复。老师要长期调查，才能找到信件的主人。
班主任牛晓雨想了个办法：她在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上做了记号。匿名的世界里，孩子的诚实超出了她的想象。好几次，她顺着记号的线索反复试探，找到了班级里实施语言欺凌的学生。
但多位老师坦承，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备不完的课，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报告和材料，管理学生的工作只限于课上40分钟和极少的空闲时间”。
该如何界定
比起发现，如何界定令刘超更加头疼，“到底是欺凌，还是打闹？”
陈亮解释，界定欺凌得看两方面：一是欺凌者有主观上的恶意。“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他们明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还要这么做”。二是欺凌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财产方面的损害。
其中最难的，是对恶意的判断。
陈亮曾找过实施言语欺凌的同学，对方和老师辩称“我这是开玩笑，我们闹着玩的”。
陈亮指出，实际上，玩笑和嘲笑区别很大。玩笑是互相逗趣，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嘲笑则以羞辱对方为目的，权力和地位并不平等。如果对方反击说“我不喜欢这样，请你立刻停止”，嘲笑却还在继续，那么就属于欺凌。
心理学教授孙莹是一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曾为受欺凌的孩子做过帮扶。她看到，这些孩子普遍胆小、自卑。她得营造出一个绝对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去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他们才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们说，自己怀有负罪感，“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我是有问题的，别人才会欺负我。”
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可，甚至为了融入欺凌他们的人，这些被欺凌的孩子宁愿去承受伤害而不愿拒绝和反抗。孙莹又去问了他们的老师，结果在老师眼里，“这些孩子不是天天玩在一起吗？怎么可能是霸凌和被霸凌的关系？”
陈亮叹息，当初或许只是老师的一时疏忽，但欺凌带来的心理伤害是持续的。
妥协的结局
一旦确定为欺凌，该怎么办？多位老师指出，目前处置欺凌，仍然没有可以参考的细则。他们坦承，自己没有很大的惩戒权，难以掌握教育的尺度。
“家校关系是脆弱的。”教师于星龙感到无奈。他批评了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孩子回家后告状，家长马上找到于星龙维权。校长一直和于星龙强调，不要和家长闹矛盾，要处理好家长的情绪。
每学期，于星龙所在学校的老师都有社会评价的考核项目，由家长进行打分，所有老师的打分决定着学校的分数。一旦分低了，教育主管部门会找校长问责，而校长则会找低分老师进行批评。
后来，于星龙每当遇到不是很严重的欺凌现象，就只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聊聊天，让他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哪怕是口头批评，我也只能隐晦地说，生怕说重了给孩子带来伤害。”
但处置还面临更大的难题：在家校眼里，欺凌是件需要遮羞的“丑事”。
2016年《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曾指出，各地要建立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陈亮在学校调研时，校方反复叮嘱，教育行业很敏感，调查报告上不能出现地区和学校的名字。调查能得到的样本和信息是有限的。对此，老师们直指惩戒的缺位。
教育的反思
于星龙回忆，每当有舆情出现，学校就会格外重视欺凌的防治，但一般只能持续两三个月。“校园欺凌是老生常谈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
在短暂的风暴后，学校能否建立起应对欺凌的长效方案？
在陈亮看来，应该调动更多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可以是校外的心理学专家、法律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根据陈亮的观察，尽管学校有法治副校长的岗位，但很多法官、检察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校园里的情况，最后往往“挂名了事”。因此，不仅要强调社会责任，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考核评优等措施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到底算不算欺凌，需要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判断标准。在上海、广东等省市，许多中小学设置了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由校长牵头负责，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能对相关事件调查评估，进行监测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
时斌至今仍在后悔。当初发现女孩异常时，他没有好好找女孩聊过，还心急地质问她，“你怎么变得和那些差生一样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孩的班主任和家长都在指责，“孩子实在是太矫情了”。
如今，他尝试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你遇到什么烦恼了吗？”碰到情绪低落的孩子，时斌总会想，也许多问一句，就会有变化发生。
（文中受访者除陈亮外均为化名）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