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结束返工前，叶倩想过所有的吸奶方案：蜷在工位下面，躲进没人的仓库，藏到厕所……要是这些都不行，叶倩和家人约定，只好辛苦家中的父母，每天把孩子带到单位附近。
当她努力平衡工作和哺乳的时候，宝宝吃不上奶的焦虑情绪，一度让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
近十年来，像叶倩这样面对哺乳难题的职场女性，并不罕见。随着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在一线城市上海，这样的现象尤为突出。
最终，叶倩父母敌不过宝宝的哭声，一个盛夏的清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四个月大的婴儿，忍着燥热，辗转换乘三趟公交，赶到了女儿工作的凯迪克大厦，只为让外孙女吃上一口热乎的母乳。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大厦工会主席肖素华碰见。这样似曾相识的偶遇，将她的思绪，瞬间拉回了十多年前……
守护“背奶妈妈”
一套吸奶器，一个冰包，几只玻璃奶瓶——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80、90后”逐渐进入生育高峰。许多结束产假的女职工，因为深知“母乳比黄金贵”，选择了一边上班，一边加入“背奶大军”。
“37℃的母爱”，是职场妈妈给母乳喂养这一方式的别称。
“背奶”的流程繁琐且固定：在工作之余吸奶、储奶，下班后，再把几瓶沉甸甸的母乳背回家，当作孩子接下来一两天的“口粮”。
但是，在哪里吸奶？2011年的一次偶遇，让肖素华关注起了这个特殊的群体。躲厕所，挤仓库，甚至缩到办公桌下吸奶……一连几天，目睹几位女职工眼神闪躲、神情窘迫，还有那些来回奔波、汗涔涔的老人，肖素华的心中不由地泛起阵阵酸楚。
那时，很多单位和公共场所没有私密的吸奶和储奶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背奶妈妈”饱受身心困扰。
2007年，李颖生完第一个孩子时，初为人母的她，为了找到一个安静隐蔽的吸奶场所，跑遍了单位里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更衣室和厕所勉强“凑合”几天后，她作出决定：算了，给娃娃断掉母乳。正是这个无奈的抉择，让她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心怀愧疚，“可能因为断奶太早，孩子抵抗力差多了”。
范崇纯担任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护师的几十年间，见过太多担惊受怕的“背奶妈妈”。环境逼仄，吸奶不规律，加上难以排解的压力，久而久之，奶量骤减、乳汁淤积之类的毛病，先后找上了这些年轻的妈妈。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们安心？能不能辟出一间小屋，免费给哺乳期的妈妈们使用？2011年6月，时值上海市总工会到凯迪克大厦调研，肖素华及时反映了这一情况，并主动请缨。
找场地、配设备，这是她要走的第一步，这之前，还有笔“小账”需要算清楚。凯迪克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市静安区，即便是在十几年前，想要租下那里的一间小房间，每月也得交近万元租金。
有这么贵的租金，还能腾出免费的场地吗？“有了小屋，大厦也就有了更多‘人情味’。”那天，她给在场的人们算了一笔“大账”，“这意味着，将来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也会更好”。
“他们当即就同意了。”这让肖素华大为感动。不到一个月，在大厦的第4层，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的玻璃小屋被腾了出来，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子——爱心妈咪小屋发源地。
从1到8000+
“简直像在打游击。”新手妈妈陈赟的形容并不夸张。几年前，她朋友的单位还没有专门的吸奶场所。那天，几位妈妈花了很大工夫，终于找到一间空闲的会议室。谁知，还没等朋友和同事把板凳坐热，“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陈赟一度觉得自己得了“背奶羞耻症”，随之而来的还有紧张、不安和焦虑，“在那时的新手妈妈里，这样的情绪普遍存在”。
历经多轮走访，上海市总工会在该市范围既了解各类推进的难点，同时也在寻找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以此作为突破口。很快，中国银行上海最小的网点安福路支行，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里员工休息区总面积不到15平方米，剔除更衣箱后的更衣室，可使用面积仅剩1.2平方米。
怎样在这1.2平方米之上，为“背奶妈妈”解决实际困难？进行多次头脑风暴后，最终，一个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方案清晰起来：“让小屋和更衣室共享，把墙面布置成伸缩式操作平台。”
对于建设者而言，这间小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共享”设计，它的建成更意味着，“即便空间狭小逼仄，不要畏难，我们是有路可走的。”
这一走，已是十年有余。截至目前，上海全市各类小屋及哺乳室已超8000家，落地机关企事业单位、楼宇、园区等。
探索无限可能
距离袁超琳第一次使用爱心妈咪小屋，已经过去了近十年。
那时候，她和同事们要到一间设在仓库的小屋吸奶。小屋没有门禁，只在门口加装了一条简单的帘子。掀开门帘，整间小屋如同一条狭长的走廊，里面摆了三把椅子，人一多，有人就不得不站着。
因为设在仓库，常有不知情的同事突然进来搬东西，每回都把大家吓一大跳。
袁超琳的同事于小明，一路见证了小屋的“升级”。生完二宝后，再次来到所在的大金公司的爱心妈咪小屋，于小明很快察觉到差别——
改造后的小屋，要刷门禁卡才能进来，屋内，流动水槽、消毒柜、冰箱等设备，归置得很是齐整，柔软的沙发旁，放着可移动的三层置物架，抬眼望去，每个座位上方，还安装了单独的滑轨帘……
让妈妈们每次都有新体验的关键，是上海市总工会在小屋基础上探索其无限可能的不断尝试。拓展的各类功能，既有利用“互联网+”平台，邀请专家，组建“爱心妈咪小屋妇幼健康指导员团队”，开设线上线下“妈咪课堂”，将小屋从“背奶站”变身“充电站”，营造关爱女性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小屋里有大爱
不知从何时开始，小屋从单一的吸奶场所，变成了一个小家。身处其中的新手妈妈们，来这里交流育儿经验，找到能“安慰我”“懂我”的彼此，有了一种踏实而柔软的归属感。
“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同理心。”陈赟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像月牙。过往的回忆，仿佛慢慢浮现在了她的眼前：有位女同事的宝宝发烧了，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小屋里的“过来人”手把手地向她传授经验……
小屋不仅温暖着很多正经历人生重要阶段的女性，也不断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杨融是上海八院爱心妈咪小屋的一名志愿者，一天，她无意间看到，有位孕妇走出诊室后，正不停地啜泣。
原来，这位准妈妈已经32岁了，即将成为高龄产妇。刚刚拿到手的检查结果，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医生说，报告显示她腹中胎儿的胎盘过大，还伴有脐带绕颈。
“别怕。”杨融坐到她身边，轻轻握住她颤抖着的手，“我们都会陪着你，一定能生个健康的宝宝。”
在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这件小事，很快被杨融遗忘。几个月后，那位曾经的准妈妈，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再次来到医院，找到杨融一遍遍地道谢。
没过几天，她又专程跑来，给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分发喜蛋。不久后，她也成为了志愿服务队伍中的一员。
“楼中有屋心中不慌”
回忆起返岗那天的场景，陈赟觉得对自己而言仿佛是“重生”。因为在家里憋了好些日子，一时半刻还适应不了上班节奏。那时，迷茫和孤独一下子涌上了她的心头：“我是不是掉队了？”“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她的担心具有一定普遍性。这些正是横亘在职业女性和母亲身份之间的难题，而它们，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
如何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等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政策，为帮助女职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提供了指引。
“一是‘找得到’，电子地图可视化。二是‘听得到’，建议收集广泛化。三是‘管得到’，阵地考核标准化。”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陈鲁说。以小屋为基础，上海市总工会向该市发起倡议，呼吁共同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作为曾经的“背奶大军”一员，倪嘉此前通过申请，得以在上班时间进入小屋吸奶，“生育对工作的影响变小了”。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二胎妈妈李颖。生大宝之后生二宝之前，她顺利晋升为了部门主管。因为有小屋在，两次重返职场时，她都感觉很“平稳”“没有掉队”。与她相似，在生育两个宝宝的同时，于小明的职务一步步升级，现已担任公司的法务部课长。
越来越多的新手爸爸，也从小屋出发，跟上了家庭育儿的队伍。在高楼林立的上海陆家嘴，“拼盘式”亲子工作室、奶爸技能大比武走进了企业。一到寒暑假，孩子们可以和父母一起上班，到达公司后再乘专车前往亲子工作室，学象棋、练射箭……
看着小屋墙上的合影，李铮的眼神柔和中泛着光亮。照片里，是曾在这里共度漫长岁月的妈妈和孩子。
（据《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