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国
小时候，过年是一件很值得期盼的事。也只有过年时，大人小孩才可能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吃到久违的美味。而拜年磕头挣糖，则是过年的重头戏。
大年初一,一大早，小伙伴们就迫不及待地三五成群家家户户去拜年，向长辈问好磕头后，长辈们把早就准备好的糖果一一分给我们。如是这般，去不上几家，各人口袋里就满满当当的了，然后各自回家放下，再继续拜年。也正因为家家户户都准备有糖果，所以那会儿小孩子才有动力每家每户去拜年。而且，小伙伴们还相互交流拜年的得失，“你去谁谁谁家了吗，快去，他家的糖好！”“谁谁谁家有高粱饴！”“谁谁谁家有花生酥！”“谁谁谁家有核桃！”“谁谁谁家有苹果橘子！”“谁谁谁家就别去了，小气，就给爆米花！”……连平日里见了就大把吃的爆米花，也没有孩子会馋它了。
论拜年磕头挣糖的劲头，当属华子哥。我们一趟趟回家放下糖果，着实有些麻烦。他则直接拿着一个塑料编织袋。你还别说，这招真管用，先不说省却了一趟趟回家之劳，关键是一起去拜年，大人们给我们衣服口袋里装一小把糖果就显得给了不少；他用大袋子，大人们自然不好意思抓一小把，都是给一大捧。这且不说，在我们村拜完年后，他还会继续去邻村拜年。东庄西庄、亲戚里道自然不少，去亲戚家拜年，自然格外受重视，得到的糖果更是格外的多。其实就算不是亲戚，一个小孩子去拜年磕头，又有哪一家子会小气地不给糖果呢？所以不到中午，他就扛着一大袋子糖果优哉游哉地回家了。因此，每年我们这些腼腆的也就挣到他的三分之一。
不过，我也有额外收获，这一点也很受小伙伴们羡慕。那会儿，虽说去磕头拜年的人家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挣糖果，很少能收到压岁钱，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挣磕头钱”。而我居然挣到了。虽然是在具体几岁时忘了，但第一次收到压岁钱的场景却历历在目。
那年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我家西邻拜年，邻家的长辈按辈分我得叫奶奶，她分糖分到我时，高兴地说道：“这不是俺玉国么！”边说边拉着我的手进了里屋，然后拿出一张崭新的五角钱纸币，塞进我口袋。这时，一个小伙伴也跟着进了里屋，没看清往我口袋里塞什么，来到大街上就问给我什么了，神神秘秘的。我说，给了五角钱。说话间来到了我家西南邻居——这家虽说不同姓，但我一直按大人的吩咐叫婶子——婶子分完糖后，也给了我五角钱。一会工夫，我就挣了一元钱，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赶紧跳跃着回家藏好。
你可别小看这一元钱，那时候上学，一年学费书费才交一元五。在一分钱能买两块高粱饴的年代，一元钱真不是小钱。在那大人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花的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而我一会工夫就收到一元钱，能不高兴？小伙伴能不羡慕？第二年拜年再走到这两家时，就有小伙伴说：“我不去，给玉国钱，又不给我，不去了！”——别说小孩子没心没肺，也“记仇”。
以后的岁月里，压岁钱随着社会的进步水涨船高，一元钱、两元钱、五元钱、十元钱、五十元、一百元、甚至上千元——当然，上千元一般是当新女婿第一年上门拜年挣的。说真的，其他收压岁钱的记忆已经很淡甚至记不起来了，唯独这次挣到压岁钱的场景历久弥新。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逐渐明白，压岁钱里虽说也有血脉亲情在，但更多的却是大人世界里的人情世故。谁给谁不给，或者说，给谁不给谁，其实都是大人们之间行春风下秋雨的事。但不管成人世界里的江湖多么复杂，对于小孩子来说，能收到压岁钱还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很值得蹦蹦跳跳一番，哪管在大人眼里这是一笔礼尚往来账。
而从收压岁钱转换为发压岁钱，有一年我差点做了一件糗事：
那年大年初二，我姐来我家，我儿子恰巧没在家。姐拿出一百元钱跟我说：“待会翰文回来，你给他吧。”我说：“不要给他了，都多大了。”姐说：“那可不行！一年一次的事，得让他高兴高兴……”姐这么一说，我也就接过来放到了桌子上，然后和姐一起回母亲住处。路上，妻子偷偷问我：“给姗姗多少钱？”我悄悄说：“二百三百都行，反正至少得给二百！”这样，妻子见到外甥女姗姗时就给了她二百元压岁钱。
谁知下午回家，我拿起那一百元给儿子，结果傻眼了，居然是二百元！那钱太新，两张就像一张。我对妻子说：“哎呀，我还以为是一百元呢，这事弄的，当时你问我，我幸亏没说至少一百元！你假如给了一百元，这舅当的，可就成笑话了！”
再回到小时候拜年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糖果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关注，再不会为了糖果去磕头了，其实就算给也不要了。长大一些后也不挨家挨户去拜年了，只给自己家的长辈去拜年。即使自己家的长辈，也恨不得不磕头。而我们老李家是一个大家族，五服之内就有近二百口人，而我算辈分小的。这么说吧，见了大人，基本上不是父辈就是爷爷辈，可想而知得磕多少头。所以如何只拜年不磕头就成了我们跟长辈们“斗智斗勇”的事。——当然这也是长辈们说的“越大越知道‘偷奸耍滑’了”。
经过观察，我们发现要想不磕头就得跟在“混”得好的哥哥们后头，混得好，长辈们自然高看一眼，自然就免去磕头这一环节。不过这办法虽好，但也有问题，没法自始至终用，因为他们已经成人，又加上混得好，一路上打招呼的不断，甚至停下来客套一番也在所难免，我们哪等得及啊！
何况我们还有另一个不磕头的“妙招”，就是跟着父辈们去拜年。父辈们一般年纪大，老人们一般也不会再让他们磕头，所以我们也就能蒙混过关。不过，跟在父辈后面也有一大缺点，就是爷爷们不让我们磕头了，但却有一些“多事的”父辈批评我们：“大人不磕头，但你们该怎么磕头就怎么磕！”没办法，我们也就只能在一片笑声中“咚咚咚”磕三个头了。虽说这办法不保险，但“富贵险中求”，总比我们自己去拜年强——那可是得百分百磕头。
其实，我们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我们专挑一屋子人的时候去拜年。一屋子人，别说坐，就是站都没地方站。“一屋子人没法磕头”，就成了我们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你别说，这法子“有理有据”。——客观条件所限，属于“不可抗力”。前文说过，我们老李家是个大家族，凑一屋子人，是分分钟的事。何况就算一时人少，“调皮孩子自有妙计”，我们可以在门外放爆仗，等着凑那一屋子人。
就这样等着等着，凑着凑着，我们从期待过年磕头挣糖吃的小孩子，长成了给糖也不吃的大孩子，然后到了长辈给烟给茶的年纪。记得诗人有言：
爱我的人越来越少
我爱的人越来越多
——难道不是吗？爱我的长辈们越来越少了，我也渐渐成了长辈，走在街上，喊我叔叔大爷甚至爷爷的孩子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我去爱护去发糖发压岁钱。这时的我每逢过年都是嘱咐妻子，过年买糖要买好糖，都自家孩子吃，买糖要往贵里买。但就算买的是巧克力，孩子们也不稀罕了。最近几年，我家过年买的糖越来越少，已经到了只是象征性买点就行的地步。要不然，过完年，糖也少不了多少，到头来为了不浪费，还得我自己吃。且不说医生少吃糖的建议早已深入人心，就是我自己也早没多少要吃糖的欲望了。
所以，不是年味淡了，是我们的生活好了，要求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