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休息一段时间的念头，很早就在刘彦脑海中埋下了。
准备了一年后，33岁的刘彦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公司，决定回家做一名“全职女儿”。
最近，“全职儿女”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网友对“全职儿女”给出的解释是，在父母和子女双方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年轻人寄居在父母家生活，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新的职业目标。
“悠悠球”——西方学者曾提出此概念，形容青年到成年过程中非标准化的、出现反转的过渡期。2018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蔡玲访谈了14位曾有过非典型就业、失业经历的青年，发现国内青年就业也存在“悠悠球”现象，但其独特性在于：家庭的帮助和支持，在青年过渡期起到较大作用。
刘彦看过将“全职儿女”等同于“啃老”的质疑，但她觉得，“啃老”不能反映这个群体中个体的特殊性。
暂时的靠岸，也许并不意味着沉沦。刘彦觉得自己更像是换了个赛道。她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会回到职场，但她确定的是，自己一直在探索人生这片旷野的边界，寻找新的可能。
归巢
2021年6月的一天，刘彦打开手机上的备忘录。在一个新建的文档里，她认真地写下几行字，这是她决定开启一年GAP YEAR（间隔年）的计划书。
她自认为是个有计划性的人。一段时间不上班，经济问题首先就摆在眼前。她给自己划定的一年存款目标是10万元左右。社保公积金如何交，异地就医怎么办，这些都被她列入问题清单。
也并非没有纠结。即将步入婚姻，备婚是接下来的生活重心。未来究竟选择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生活？30岁+的女性职场路径在哪里？
在此之前，刘彦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填满。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她每天都在追着营销节奏跑。“我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各种各样的节日节点”，刘彦一口气说完一年到头的所有重要节日。当然，刘彦不会有心思过节，她全身心扑在完成节点的任务上。她习惯了24小时随时待命的状态。很多个春节，年夜饭的饭桌上，盯着手机发完海报，她才能安心吃下眼前丰盛的饭菜。
上班一杯星巴克，中午叫外卖，下班时天早就黑了，这样的日子刘彦机械般地度过。体检报告结果不理想，身体也在向她发出预警。在一家公司连轴转了近十年，刘彦觉得，是时候跳出去了。“走到33岁这个人生阶段，我突然反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生活过？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经过一年准备之后，2022年的夏天，刘彦终于离开。
相比主动离开的人，刘玥回归家庭更像是不得已的决定。刘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会“自卷”的人，之前她在杂志、报社和自媒体行业都工作过。为了不被职场淘汰，刘玥很早就比同事先一步自学了PS和AI软件，学做平面设计。新媒体崛起后，她主动适应，从传统媒体转行。
失业后，刘玥也曾找过一份工作，但最后因为一些问题无法解决，还是决定离职。
一切归零，刘玥索性选择退休，在家当起“全职女儿”。
女儿
离职后，刘彦把东西都寄回了老家，并通过朋友找了一份顾问工作，可以远程上班，也能正常缴纳社保和公积金。
因为从小习惯报喜不报忧，她没有告诉父母真相。关于回家，她给父母的解释是，在备婚这段时间里，想在家远程工作。
好在每天她都需要使用电脑，也会参加线上会议，偶尔还有出差行程，父母没有多问。
为辞职做准备时，刘彦算过开销，在家一年的开销可能不到5万元，但她还是一年存下了10万元左右，加上之前的存款，有30万元左右的积蓄。这是她给自己留的退路，让她有安全感。
刘玥决定“退休”时，也算了下自己的积蓄，50万元左右。“50万元的积蓄对我来说是够花的，家里有些底子，父母养老有其他的钱，不用在这笔钱里支出，这也是我可以退休的底气吧。”她这样权衡。
刘玥常年保持低物欲的生活状态：家中水电燃气、网络话费、日常用品的支出算下来每个月1000元出头。不工作后，刘玥很少出门娱乐社交，她和父母的其余生活费用分开，靠积蓄过日子，省钱成了生活中的重点。
从18岁离开家上学到33岁离职，刘彦感觉自己没有真正享受过家庭生活，跟父母的关系一直是遥远的。
她几乎不需要父母操心。以前和父母的交流，除了每年过年回一趟家，仅限于一周一次的电话或者视频。爸妈怕影响她工作，很少主动联系她，刘彦也从来不向父母倾诉她的酸甜苦辣。
当十几年后再次和父母朝夕相处，刘彦发现很多在电话里没法留意到的父母的变化。爸爸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吃辣了，吃了肠胃会不舒服；一起散步，爸爸没法走太远，不然膝盖会痛；血压、血糖、尿酸……已是父母挂在嘴边的话题。
她手把手教会妈妈如何在手机上交电费，如何在网上买日常用品。她给家里的电视充了会员，因为发现爱看抗战片的爸爸，永远只看前两集甚至是前几分钟，他不知道如今的电视需要会员，才能继续观看。
刘彦甚至觉得，自己现在才算真正意义上过起了家庭生活。短短的几个月里，她密集地吸收着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感受到的生活信息。
边界
不过一些小事，也会触发全职儿女们与父母的摩擦。
因为吃饭口味的差异和作息不同，刘玥和父母在食材的采买和烹饪上完全错开。
最初失业在家，她被妈妈监督着每天准时吃饭，一下子胖了十来斤。但对刘玥来说，一日两餐，一餐两个菜已足够，偶尔一顿饭蒸几个小笼包或是做几个煎饺就可以打发。经过她不断抗争，一日两餐，是妈妈让出的最后底线。
“新瓶装旧酒”，这是刘玥起初在网上看到“全职儿女”冒出的想法，但面对网上的质疑，刘玥也强调“全职儿女不等于啃老”。
刘玥觉得，成为“全职儿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微妙的交换。她拿自己举例：“子女失业了，父母用一些子女需要的东西换陪伴，双方协商妥帖就好。”
“父母付出的不一定是钱。”刘玥说，她最需要的是父母的认同和接受，“接受我做出的选择和目前的生活状态”。
周围亲戚的询问，也会激起波澜。通常，刘玥会应付几句居家办公的说辞。偶尔，她还会收到来自妈妈的提醒，告诫她即使未来步入婚姻，作为女性还是得拥有一份工作，需要手里有钱。
刘玥觉得自己和父母在家更像是友好相处的“合租室友”。关起卧室房门，是刘玥与父母建立边界感的方式。每当她合上房门，父母便不会再过来打扰。
但她偶尔还是会为自己重视的边界感被打破而感到焦虑。在刘玥眼里，妈妈就像一个“老小孩”，时刻好奇自己在做什么。刘玥曾经尝试在家拍视频做美食博主，而一旦架起三脚架，背后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妈妈的双眼。
这让刘玥感觉不自由，轻微社恐的她没有办法自我消化这种压迫感。
刘玥也不是没有想过搬出去住，但这样她会在经济上更拮据，和妈妈的协商又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刘玥最终选择妥协，让渡自己一部分自由。
扬帆
对于“全职女儿”会做多久这个问题，刘玥没有答案。偶尔无聊发呆的时候，刘玥会想“我还能做些什么”，她将这个疑虑概括为“社会价值缺失”。
在豆瓣全职儿女小组和社交平台上，有相似经历的人分享他们在家的日常和感悟，“价值感”被不约而同地提及。不少人觉得，在家的这段时间无比焦虑，自己的价值感前所未有的低。
这段主动或被动选择的“回流”，在“全职儿女”们的焦虑和网友质疑中，似乎和传统意义上的人生路径相悖。
但蔡玲在研究国内青年就业的“悠悠球”现象时也提到，对于家庭资源充足者来说，暂时离开社会可能是一种机会的开放。
只是，对于家庭资源不足者，这些机会是有条件和阶段性的。即使他们暂时有家庭托底、可能遇到新的机会，也伴随着不稳定性和风险。
对于刘玥来说，她从来不在乎能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从小就不是什么优秀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接受锤打，脸皮厚。碰到喜欢的、能做的，尽量做，做不到就做不到，就是如此。”她率性地直言。
在她看来，人生不会因为失业而按下暂停键。
刘彦想起自己之前的三十多年一直在奔跑，人生里似乎只有KPI（绩效考核指标）和DDL（截止日期），一度的价值观和成就感都来源于客户的肯定，没有沉淀和消化的时间。但做“全职儿女”的这些日子里，她终于有了停下来思考的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她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下来，讲给更年轻的人听。
到目前为止，刘彦保持着每天在家4小时左右的工作，也依然做着顾问，她正在探索不上班也能赚钱的方式，算是取得了一点成就。“人生是旷野，并不是只有去职场上班这一条路可走。”起码在现阶段，她回到职场的心还没有那么迫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