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国家，管仲回答：“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与孔子的“富而后教”多停留在理念层面不同，管仲的“富而治之”不仅有全面系统的理论架构，还有其相齐四十年的具体实践。
我们都知道管仲任齐国相，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但很少人知道，其富民思想从何而来。
管仲少时穷困潦倒，深知底层民众最大的愿望是“安也，生也，富也”。所以，他觉得为政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从民所欲，从本然人性出发，制定大政方针，以利民生、助民富。
《管仲·牧民》中载：“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仲认为，土地是本原，农业是本位，君主应顺四时节气，辟田畴、勉稼穑，积极采取措施大兴利农之事，确保仓廪实、衣食足。
比如推行土地改革，实行“均田分力”，公开对土地进行丈量、划分和折算，然后分户耕种，提高务农积极性。比如设“司空”“司田”“乡师”等农事官吏职位，负责兴修水利、勘察地情、巡行乡里、劝民力耕。比如重视农业人才，鼓励农业专家教民耕作，以减少因病虫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比如政府统筹安排生产和服役时间，避免影响农时，并在农忙季节准备好钱款、农具、种子等助百姓完成耕种。
在漫漫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重农固本一直是乡土中国生民富民的不易之道。管仲的办法，有些至今仍在沿用。
管仲曾为商贾，他深刻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巨大能量，认为“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所以他重工重商，大兴贸易之道——
对内，重民之产、藏富于民。齐国环山抱海，有丝帛和鱼盐之利，他延续并修订齐太公“劝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的重工重商政策，放开市场，让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获得利益。
对外，通于轻重，以商止战。商品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需衡量货物轻重而御之。管仲在齐国设轻重九府，以轻重之术调节商品和物价，取赢他国，并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关税和货币，创建区域经济关税同盟体，拓展对外贸易，重现“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繁华气象。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为政者要懂得“予之为取”的道理，薄征敛、轻税赋，不与民争利。
为此，管仲主张调整了税赋制度。比如不重复征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比如减少税种，“关市几而不征”，在出关口只盘查登记不征税；比如差额征税，“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壤肥瘠、年成丰歉有差别地征收农业税。
管仲还提倡贫富有度，主张调节贫富差距，力求“富能夺，贫能予”。
《管仲·五辅》提出实施“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的“六兴之惠”政策，《管仲·入国》主张建立“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的“九惠之教”社会救济体系，以使鳏寡孤独疾弱者皆有所养。
当齐国民居已定、民产足用时，齐桓公想进一步发展，成就霸业，而此时管仲却反对，说“民心还没有安定”。
怎样才能安定民心？
管仲的策略是：修正法律制度，并严格执行；教化人民，移风易俗，让民众走正道、做善事。如此，罪罚虽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教化之道，一是“上身服以先之”，即君主做表率；二是在乡里专设老师，循序渐进教导百姓以小善积大善，禁小错绝大过；三是重视督导考核，避免教化流于形式。
由此可见，管仲的“富民”，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是富口袋和富脑袋的协调统一。
在制定“规矩”上，管仲也很有一套。《管仲·版法》记载：“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
他认为，法能定纷止争，维持社会稳定。制定法令要遵循客观规律，保证其科学性；要执法必严，保证其权威性；要考虑民情、民欲和民利，保证其公正性；要随时而变、与时偕行，保证其先进性。
孔子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助力齐桓公不依靠武力而王天下，此乃大功、大仁。
管仲生活在距今2700多年前，哲人其萎，但思想永存。其“富而易治、贫而难治”的富民思想，以及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双重追求，至今仍闪烁着耀眼光芒。它启示我们，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形成两种文明同向共振、协调发展的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财富的积累、制度模式的创新、中华文化的弘扬、价值体系的塑造，都是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的不断丰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巍然耸立。
（贾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