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媒体记者丁兆云 通讯员董俊杰
在淄博市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方普通墨盒格外引人注目。墨盒长9.7厘米，宽9.4厘米，高3.3厘米，重120克，石质泛青，内嵌金属泛绿锈，盒盖表面浅刻油灯、笔海图案。这是邓恩铭同志在做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墨盒。正是这个墨盒，陪伴了邓恩铭一封封家书的书写，见证了邓恩铭的革命奋斗之路。
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农家。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动身前往山东济南投奔堂叔求学，抱着读书救国的志向，以优异的成绩被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录取。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和启迪，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学生领袖。共同的理想，使邓恩铭和山东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结为亲密的战友。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早期负责人。
在学校学习和投身革命的十几年间，邓恩铭主要通过书信与远在贵州的家人保持联系。目前留存的十几封家书，都是邓恩铭走上革命道路后在山东期间写给家人的。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邓恩铭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情怀和坚定信仰。1924年，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的“志”是他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家人意愿的。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并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他的父母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便在家乡给他定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家人的反对没能动摇邓恩铭坚定的革命决心。他在回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并明确表示：“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执着信念，当然也包括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叛。
邓恩铭关心群众疾苦，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给父亲的家书中他写道：“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按照党的指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在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时，他以中共淄博支部为中心广泛动员矿工，与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在青岛四方机厂，他帮助改造“圣诞会”，鼓励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胶济铁路大罢工、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他鼓励工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维权斗争。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他总是把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窘况作为斗争目标。1925年2月，在领导胶济铁路工人罢工时，提出了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每人每月增加工资、速发年终奖等多项复工条件。最终罢工取得胜利，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
作为投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邓恩铭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1925年9月，邓恩铭接到弟弟来信，说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以度过灾荒。囊中羞涩的邓恩铭只能愧疚地回信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当时，邓恩铭担任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如果他假公济私，抽出点经费来接济家里，不是办不到的。与此相反，他经常从堂弟黄幼云家里拿钱，用作革命活动经费。邓恩铭把自己交给了党，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弟妹，他心怀愧疚和无奈。除了几封家书，别无照顾。在他的心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家庭和个人的利益。
三次被捕入狱，不变的是邓恩铭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心。1925年，邓恩铭在青岛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于5月4日第一次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驱逐出青岛。11月，邓恩铭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9年1月，邓恩铭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毫不畏惧，发动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因为身体病弱，未能逃脱。在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时，他强撑病体，给母亲写下最后的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与其他21名烈士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