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农历6月23日夜幕降临，一位穿着像绅士的周村人出上海县城向外国租界走去，从此杳无音讯。4日后（公历7月18日），沪上周村同乡在《申报》刊登“寻友”启示：“张敬亭兄，山东周村人，年四十三岁。本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新北门内公记栈晚饭，八点钟出城，向租界行去，杳无下落。身着官纱长衫，玉色竹布小夹袄，格子白洋布短衫，雪青杭纺裤。外国……京套鞋，身材中等，面赤方长，无须，如有仁人知其下落，送信至大东门外怡安栈，或油车街广记，因得寻见者谢洋念元，决不食言。”未知什么原因，周村人张敬亭在上海走失时穿着极为体面——“官纱长衫”“杭纺裤”“白洋布短衫”。“洋布”是洋务运动后在中国兴起的机械化西式织品，当时属于时尚衣料；脚穿北京传统套鞋，是名闻遐迩的老牌产品。衣着华贵，干净整洁，从张敬亭的着装看，他在上海滩当是颇有地位和身份的体面人，至少是资本雄厚的商人，绝非普通百姓。傍晚，在客栈晚餐后出上海县城新北门，走向租界，从此消失。
在张敬亭走失的两年前，1904年12月24至29日《申报》连续6天刊登广告“招致良医”“同乡李梦斗、董际平、赵式亭、尹锦堂、张敬亭等公启者：宋铁梅，山左照邑廪膳生，其先世精于医，宋君得其家传，能治危难症，东人之商于申者，皆慕宋君，欲招之无由。东武李梦斗以即用县签分闽省，适有事来申，众知李与宋为莫逆之交，以已意商之，李以为然。孟秋致之书，果以良月来，旬日余，男妇共愈者三十余人，敢布四方，俾得病者皆得良医愈之，寓大东门吴家巷同发栈。乙810X。”“东武”，诸城别称。山东日照名医廪膳生宋铁梅医术高超，远近知名。在上海经商的山东人皆希望邀其至沪行医，既可为在上海的同乡提供方便，同时也为宋铁梅提供更大的从医空间。但长期以来苦于缺少鼎力者出面游说，一直未能如愿。1904年，丁忧期满的诸城进士李梦斗赴福建知县任，途经上海。历史上，日照属于诸城，而诸城历史悠久，海路便捷，明清时期，诸城即多有到江南一带经商者。《申报》1907年3月14日刊登淮河流域水灾的急赈清单，其中有“山东诸城县益顺号赵式亭洋五元、顺源号王文干洋五元、又杜敏斋洋五元、正利号朱台三洋二元，又范克初洋二元、灨口顺记号王锡三洋二元”，与赵式亭同时捐款的有五家诸城商号，说明，山东诸城商帮在上海已有较深的发展基础。直到1916年，上海报纸仍有有关赵式亭的报道，《申报》1916年2月17日“永隆瑞记人寿保险公司第二批取消”名单中有“一百八十一号赵式亭”，可知赵式亭是上海的诸城商帮中的活跃人物。李梦斗与宋铁梅为诸城同乡，凭李梦斗的社会地位，当有一定的话语权，由此，沪上山东商人共同请李梦斗出面相邀，果然，宋铁梅如约而至。初至沪上仅仅十余日，宋铁梅即治愈三十余名患者。为了让宋医生安心于沪上，也为宣传宋医生的名气，同时使得沪上更多人能够有良医可寻，“同乡”张敬亭、李梦斗等在《申报》连续一周刊登广告。由这则广告亦知，李梦斗有身份有地位，而“董际平、赵式亭、尹锦堂、张敬亭”等长期希望邀请宋医生至沪，未有机缘付诸行动，说明他们作为旅沪鲁商缺少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直到李梦斗到沪，方得事竣。由此可知，董际平等在上海经商，他们多参与上海的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是山东，也将慈悲情怀用之于全国各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由于商不入史，因而在民国时期山东各地的方志中，他们全都缺席，因此，只知他们是山东同乡，是不是都是周村同乡则无从查找。但，距宋医生到沪仅隔两年（1906），周村商人张敬亭在沪上失踪。而为他刊登“寻人启示”的也定是周村同乡或与张敬亭关系密切的山东同乡。四十余年后，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申报》1946年10月28日“寻人：阎继义鉴”“自汝离家，音信毫无，家中盼念至切，见报急速返里，倘路费不足，可到三马路山东路永庆里祥裕公内同合申庄接洽。”该条“启示”下有原注：“阎继义，山东周村人。”周村人阎继义“离家”出走后，虽然未知何往，但人们通过登报（当是周村同乡，至少是旅沪鲁人）告知他如果见报，可到上海“三马路山东路永庆里祥裕公内同合申庄接洽”，说明阎继义离家出走的“家”或是在周村，或是上海的家。如果是前者，那么阎继义出走后便直接来到上海；如果是上海的“家”，那么告知他可到“同合申庄”进行接洽。“同合”是周村老字号，总号在周村，在上海开设分号，故云“同合申庄”。该商号将会为阎继义提供帮助。据此可知，阎继义读书识字，有一定的文化，平日阅读报纸，关心时事。民国时期大批周村商人南下上海，距周村城二十余里之外的固玄店村大户吕氏家族举族父子兄弟数十人皆在上海经营丝绸，大七村石氏家族多人在上海贸易。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但并非所有冒险者都能走向成功。阎继义离家后杳无音讯，消逝在距周村千里之外的魔都上海，无奈之下，依然是同乡，登报寻人。虽然未知结果，却说明同乡之谊。
张敬亭失踪前最后用餐的“公记栈”位于上海县城“新北门”内。出新北门即是外国租界，同治元年（1862），同文馆学生张德彝(1847-1918)随大使斌椿（1804-1871）出使欧洲，途经上海，其《航海述奇》记载，上海县城新北门之外，由于被辟为租界，西方人在此建造屋舍，当地人称之为“夷场”。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正式划定各开埠口岸洋人居住区的界限，上海租界的范围就此确定，后来“夷场”发展为著名的“十里洋场”。据《近代鲁商史料集·山东帮》：“山东商人以胶州、烟台、登州、莱州沿海各地方之往来上海者为最多，其贩卖之物以豆饼、豆油及豆为主，其他或由满州搬运吉林人参，或由山东搬运草帽鞭子，屯积于上海，以售卖于外国商人。山东商人亦非自有商店，多寄居于南市栈房，以夹船运送货物，一年约来往三四回，输出输入。”徽州帮、宁波帮、通州帮、山东帮等大商帮，均依季节往来上海，在行栈中借宿买卖。这就是张敬亭出走前在“公记栈”用餐的原因，也是晚清时期各路商帮在上海的情况，但后来随着会馆的兴建，各地商帮在上海落地生根。
新北门是距租界最近的上海城门，河道纵横，水网密布，行船便利。据张光明等《周村商埠文化与鲁商文化研究》：“山东商人通常不在当地（按：上海县城内）设立铺面，而是常年寄寓于南市大东门外的行栈内。出入行栈的山东客商每年往返上海、山东两地三四回。而这其中，大部分属于周村商帮。”“大东门”与“新北门”，相隔不远，皆在上海县城与黄浦江之间，同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区。张敬亭从“新北门”出走，说明出走前他生活的范围亦在“大东门”与“新北门”一带。
失踪者是否找到，媒体未跟踪报道，结果未知。但张敬亭等周村商人邀请宋医生的事实却说明，至晚清民国时期，周村商帮在上海已拥有自己的商业空间，上海《申报》持续报道周村，关注周村，刊登广告、启示，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汇票遗失”声明。《申报》1923年8月25日“在途遗失周村元兴银号支上海元兴号村字第二百二十九号汇票一纸，计规元银五百两正，己向该号挂失作废……山东长山县周村镇聚兴栈启，B5055”，周村元兴银号汇往上海元兴号500两的支票遗失，上海元兴号为周村元兴银号的上海分号。《申报》1928年9月1日再登元兴号的汇票遗失声明：“阴历五月念八日，周村使协兴东申票一纸，系周村元兴银号出村字第一百二十一号票，抬头协兴东上海元兴号照付五天期规元一千两整。因在作遗失遂向上海元兴号挂失止兑。”《申报》1931年4月16日“今遗失周村裕泰兴三月念一日立元兴抬头第十三号汇票一纸计规元一千两正，上海恒升公照付，已向该号挂失止付。”周村老字号裕泰兴通过元兴银号汇往上海恒升公的1000两汇票遗失。
上述三条“遗失声明”都说明周村元兴银号与上海的业务之多，说明该银号生意兴隆。《申报》1925年8月12日“周村庆和永出庆字第九十四号九十五号二页向申庆和永支五天期规元二千两汇票遗失”“申庆和永”为周村庆和永商号的上海分号。可知，周村与上海之间业务往来频繁，皆涉大批货物和大宗金钱交易。其他如周村商业银行将业务拓展到上海；周村蚕业学校等新式学校为周村培养了大批商业人才，其中有不少南下在上海发展并卓有建树；周村商帮是上海山东会馆的主要支持者，周村商帮在山东会馆之外创建了独立的周村会馆。周村商会成立于1902年，上海商会成立于190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0年在周村设分公司，六年后，1916年，才在上海设南洋兄弟分公司。
晚清民国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周村商人都占有一席之地。周村商帮不仅保持了与最前沿的商业都市的密切联系，而且传承了开放包容的齐文化精神，这一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于今。
注：文中两处“念”字依报纸原样，意同“廿”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