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培国
人过了中年，就像过山车滑过峰顶，加快速度向老年进发。这速度不均等，是一种加速度，这从头上白发的增长上便看得出来。最先的白发从两鬓出现，一根，两根，对着镜子揪了去，这一揪不要紧，白发像受到了鼓励，噌噌噌全长了出来。理发师傅细心，说“我帮你去去，白头发刚长出来，挺烦人”，便拿着电动推子，将推子的爪斜插进鬓角，将看见的几根白发剔除。然而，很快，白发以丛生的姿态长满了两鬓，并向上、向后蔓延，像疾风里的山火不能扑灭。经历了不短时间的焦虑，我慢慢坦然下来，内心由排斥变为接纳。倏地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茂密的黑发，想起母亲用开水融化碱粉，然后在碱水里洗头。母亲把永远黑发的形象留给了我，留给了这个世界，她走的时候才59岁！
母亲早早跟着父亲从淄川老家来博山讨生活。博山作坊遍地，吃饭的地方多，只要人不懒，不惜力，总能换来几张煎饼。母亲有我的时候已经34岁，不知盼了多少年，求了多少年。我一落地，养育我，拉扯我，成了母亲天大的事，把在搪瓷厂的工作也辞了，专心在家带小孩。
父亲是单位的业务员，骑个自行车到处采购，一出去就是五六天。我小时候不争气，经常感冒发烧，平均一个礼拜就要病一场。父亲在家的时候背我去税务街南头的诊所打针，父亲不在家，夜里发起烧来，把我弄到诊所的就是母亲。我长大以后，看到医院、诊所所有的大夫都和母亲是熟人，就知道我小时候对母亲是多大拖累。
母亲不识多少字，却懂得天下最通俗又是最经典的教育，什么“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传名”，教我不能吝啬；什么“没有攒下的劲，没有睡下的觉”，教我干活要有干活的样，不耍奸偷懒。一年级时我没有加入第一批红小兵，母亲质问，我说嫌红领巾花钱，买一条得三毛八分钱，这个钱能割半斤猪肉，而我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回猪肉，何况一毛二分钱一盒的水彩一直买不起。母亲说，“你这孩子糊涂，进步比钱重要，花多少钱，娘想办法。”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每学期的学费也是问题，国家有政策，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5块钱可以减免。减免学费要居委会证明，每个学期去税北居委会找文书开证明让母亲跑断了腿，腆够了脸，说无数好话给人听。她经常告诫我一句话，“人穷不能志短”。第二年，我戴上红领巾向母亲展示，母亲说，“嗯，娘喜欢。”娘盼着我长大成器，没有多少管教方法，逼急了会动笤帚疙瘩，我犯了错必须改过，冒犯了别人必须道歉。一个夏天，我晚上跟父亲去货场看火车，自己留在车站广场玩耍。看到独自父亲回家，母亲问“小国呢？”父亲说“还在车站玩。”母亲拿上油纸伞直奔车站，喊“小国……小国……”大雨下起来了，母亲找不见我，到处转，到处喊，最后在车站广场通往税务街的沙沟河公路桥下找到我，同在桥下避雨的还有两个大人。母亲一见急了，喊着“赶紧上岸，赶紧上岸！”仨人刚爬上来，禹王山的山洪裹挟着石头瓦块、树枝子草垛子倾泻而来。等我上了初中、高中，母亲待我的态度和善起来，变得客气。因为客气，我也变得更加收敛。
我高中毕业以后，我们搬家到了北岭，那时就业岗位奇缺，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一时很难找到就业机会。母亲说，“你闲着也是闲着，晚上去居委会，帮着读读报纸，教教大伙识字，强起到处乱跑。”我就去居委会给村民读报，读完了拿笔在报纸上乱画。一日，玻璃制品厂的领导来居委会招工，听说后，母亲跑到居委会，向来人介绍孩子多么听话，居委会程主任从抽屉拿出一张报纸，说，“你看这孩子在这里帮忙读书，闲下来在报纸边角上画的画，这个孩子有出息，你们先把他要了。”我一看，是用蘸水笔画的一匹马。程主任出身寒苦，特别善良。
那时人们对做炉的玻璃工人素有成见，包括我自己，总觉得低人一等出息不大。得知被录用的消息后，我跟母亲说，“这下好了，咱家有了一个小炉匠。”母亲听了心虚起来，唯恐误了我的前程，怀疑起自己的主意。我还是入职进了玻璃制品厂，也就是后来的金晶集团，干工会干事、入党、任团委书记，一路干到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我庆幸进了一个与窑炉为伴的企业，是通红的炉火、热烈的高温淬炼了我的人格性情，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刚入职的那段时间，母亲嘴上不说、却暗暗关注着我的表情，欢气了，郁闷了，终于看到我不断开心起来，始才慢慢放下心来。一想起就业时对母亲说的那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她惴惴不安了许久，我便很是内疚，却始终没能对她说句抱歉。
我对学习十分痴迷。高考落榜就读电大。电大艰苦，业余学，夜里学，学了半年，早晨睡醒一看枕头，尽是头发，母亲着急，去居委会旁边的豆腐坊讨来酸浆，叫我用酸浆洗头。专科毕业了，本科也毕业了，我头顶成了半秃。领到毕业证那天，母亲喜颠颠地找到程主任，说，俺儿是大学生了，得给俺在户口本上改过来。
母亲一生勤勉。有了弟弟后，男孩饭量大，那时油水又少，需要更多的口粮。家里粮食不够，得添高价粮。母亲买来瓜干、玉米、高粱，给我们摊煎饼吃，常常在黑黑的厨房里一摊一个上午，脸上熏得乌黑，捂一身臭汗，听见我放学回来，总喊我到厨房，先给我摊一个软和煎饼垫肚子，再熥一个酥脆煎饼当点心。母亲教过我摊煎饼，我没有学会，但揉馒头、蒸窝窝、擀面条、包饺子、腌豆豉、做酥锅，样样都成。母亲很早就教我做手工，至今我缝个铺陈、锁个扣窝、撩裤腿脚还十分拿手。切蔬菜，不是一刀一刀切，是连响，“哒哒哒”地切，外人听了，说，“这是个厨师。”生活的拮据，营养的缺失，让母亲坐下了肝炎重病。
她是个厚道而坚强的人。住在北岭村五金交电家属院筒子楼那些年，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全楼十来个家庭都把门钥匙早早交给母亲保管，下了班放了学再来取，墙上那一溜挂钥匙的钉子至今我还记得。母亲是一个热心的人，有苦有累自己受着，力所能及帮助大家。下一茬的孩子们一个个到了婚嫁的年龄，新婚的被褥要截新布、用新棉花缝制，母亲又成了大家公推的好手。体胖的母亲坐在席子上绵棉花，手工绗缝，做了几床被褥，对腹腔压制厉害，触发了肝硬化，很快发展到腹水，进了医院三个礼拜没救过来。母亲去世的那个晚上，我和弟弟甩拉着空空的两手，跟在父亲身后，一路低着头回到家。弟弟跑到里间去哭，我与父亲默默无语，世界像空了一样，停滞了一样，统统失去了色彩。
沾衣欲湿杏花雨的时节，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母亲回家，黑发的母亲走进梦里，问这问那，还是当年的模样。掐指一算，母亲已经离开我们35年了。想起母亲，少了悲伤，多了叹惋。如今，父亲也已走远，我已经活过了母亲寿终的年纪。我要顺着母亲的路子，善良，诚实，勤勉，把母亲没活够的日子活下去，因为，她给我的生命铺好了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