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雨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都市圈建设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但城市首位度的分化格局仍不容乐观：2025年长春市的GDP占全省GDP的比重约为53.46%，而同一指标南京市却只有13.65%。“强省会”模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省会虹吸与周边塌陷之间的张力也持续累积。新质生产力的介入，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新的路径，不是继续做大单一城市的规模，而是推动城市首位度的度量从“规模”转向“功能”，让都市圈成为多个城市协同发力的空间网络，而非单向抽取资源的虹吸管道。
一、新质生产力改变城市首位度的底层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驱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而催生的、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对城市首位度的冲击，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城市竞争力从“规模经济”转向“创新经济”
依照城市首位度的传统视角，城市竞争力约等于它对人口、资本和产业要素的吸附规模，马歇尔的集聚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了依据。但新质生产力动摇了这套算法的前提，当创新取代规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决定城市能级的就不再是要素集聚量，而是研发投入强度、数字基础设施密度和高技能人才浓度。一个常住人口不占优的城市，如果能在创新策源和技术扩散网络中占据枢纽位置，照样可确立它不可替代的功能首位性。
（二）都市圈城市关系的结构从“中心—外围”向“节点—网络”转变
传统生产力塑造的都市圈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即首位城市集总部、研发和高端服务于一身，周边城市被动承接制造和配套，生产要素呈单向虹吸态势。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术和创新网络，把这种垂直分工扭转为水平协同。深圳的研发优势通过数字平台接入东莞的制造业生产线，上海的创新成果经由技术交易市场流向苏州、嘉兴，城市间形成多向流动的“节点—网络”结构，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在辐射，而是多个“节点”在交换。这种结构为稀释过高的首位度创造了空间条件。
（三）首位度的内涵从“规模首位”升级为“功能首位”
规模首位计算的是GDP和人口占比，而功能首位则是注重创新策源能力、规则输出能力和要素配置能力，这两种层次的内涵指向不同的城市定位。都市圈恰好是承载这种度量切换的空间框架，首位城市专攻创新策源和规则输出，中小城市做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彼此靠功能互补实现协同，而不是靠规模替代来维持平衡。
二、传统首位度已不能适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要求
（一）“强省会”战略的路径依赖加剧虹吸效应
在过去的20年，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均值攀升超过10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推动这条曲线上升的动力是财政分权、土地财政和城市GDP竞赛三重机制的合力。但首位度越过某个临界值后，省会对周边的虹吸就开始超过其对周边的辐射，已有研究证实了这种倒U型关系，即首位度推高到拐点以上，全省的增长反而受抑制。要素供给趋紧的背景下，省会与周边城市的发展落差越难以弥合。
（二）首位度型都市圈的“灯下黑”困境持续显现
部分中西部省份已经走到了“一城独大”的极端，比如长春的城市首位度已超过53%，留给其他地级市的发展资源极为有限。更棘手的是公共服务层面的虹吸效应显著，区域内最好的医院、学校和基础设施都集中在省会城市，人口持续单向流入，周边中小城市陷入人口外流、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萎缩的恶性循环。都市圈规划如果不能实质落地，集聚阴影不会自动消散，反而在行政壁垒下被进一步锁定。
（三）创新要素的空间锁定制约技术扩散效率
高校、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的创新资源扎堆集聚在省会城市，但创新链和周边城市的产业链之间缺少有效的对接机制。省会城市产出大量的科技成果，但能在省内落地为生产力的却不多。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基于行政区划的经济思维阻碍了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周边城市既缺乏承接产业转化的产业基础，也缺少吸引创新人才留下的制度环境。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首位度转型的实践路径
一是打破“研发归省会、制造归地市”的梯度分工模式，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把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整条链跨城铺开。首位城市集中资源攻克前沿基础性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区域创新的引领性高地；节点城市依托自身的产业基础做专业化中试和规模化应用，从而形成“研发在中心、转化在节点、量产在腹地”的区域性协同发展模式。深圳和东莞、惠州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协同样板为其他区域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二是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压缩空间距离。数据要素可跨空间流动的特性使都市圈内城市间的物理距离不再是硬性约束。加快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交易平台的共建共享，使位于周边城市的企业可低成本地接入省会城市的创新资源和数据要素，不是靠地理上的邻近，而是靠数据资源的接通。中小城市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和省会城市同等质量的数字服务后，首位度原先的“规模红利”就会逐步让位给功能分工带来的“协同红利”。
三是靠制度创新打破区域行政壁垒。首位度转型最大的阻力不在经济层面，而在行政区划的分割。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关键是把都市圈内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机制建立起来，使都市圈区域内实现人才资格互认、科技成果跨城交易、公共服务跨区结算。当人才、技术和数据能在都市圈里高效流动后，度量首位度的标尺自然就改变了，不是看一个城市拥有多少资源，而是看它联通着多大范围的资源网络。
（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财经系教师，山东省与澳大利亚交流合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2026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济南都市圈协同发展与城市首位度提升的空间机制研究”（JNSK2026B03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