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霞
站在窗前，望着西边远处连绵的鲁中丘陵，我不禁想起聂廷生先生文中那个令人动容的场景：1927年的周村吴家胡同，当现代化的缫丝厂轰鸣作响时，孙迺琨先生正在为一户普通人家主持古老的笄礼。这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近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文化坚守。作为霞门书院创始人、孙迺琨研究者，重读聂先生的文章，那些沉睡在历史尘埃中的思想碎片，忽然间都有了鲜活的温度。
孙迺琨先生身上最令我震撼的，是他那种近乎执拗的文化自觉。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1883年，这位23岁的廪生毅然放弃世人艳羡的仕途，转身投入理学研究。这种选择在今天看来近乎疯狂——正如聂文所言，他本可以“大有作为、科举之路前途无限”。但正是这种“天能使我不为卿不为相，不能使我不为圣不为贤”的决绝，成就了中国最后一位关学大师的精神高度。我想，这或许就是传统士大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君子品格在近代的绝唱。
这份决绝并非一时意气。年二十九，先生策杖西行，三千里徒步奔赴陕西三原正谊书院，执贽受学于贺复斋先生。入门而后，沉潜《论》《孟》《学》《庸》，深究濂洛关闽性命之微，尽弃科举俗业，专以居敬穷理为终身归宿。此后数十年间，六度往来秦、鲁，舟车跋涉，风霜冻馁，一无所避。贺师既殁，先生尝代主清麓讲席，与蓝田牛兆濂、兴平张元际诸贤往复尺素，共探程朱隐义。关、海两地同声倡道，当圣学衰微之际，独力维系儒门道脉——这份坚韧，岂是寻常“书生议政”所能比拟？
在翻阅整理先生遗著时，我常被那些泛黄纸页上的墨迹感动。他编纂《焦雨田先生遗集》时的严谨，撰写《清麓年谱》时的恭敬，都让人看到“述而不作”背后的文化担当。特别是读到他鼓励杨仁天弹劾贪官污吏的那封信，那种“为国家去一残贼，便为苍生开一活路”的凛然正气，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理学家“袖手谈心性”的刻板印象。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恰恰是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传统的生动体现。
聂文将孙迺琨的学术品格概括为继承性、实践性、创新性和济世性，可谓精准。作为研究者，我还想补充的是他那种“守先待后”的孤独感。当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时，这位老人仍在淄川乡间讲授《性理大全》；当白话文成为主流时，他坚持用文言写作；当现代教育体系建立时，他依然沿用书院式的教学方式。东归故里后，先生先后开灵泉、潜修、存古、明复诸精舍，以关学义理接引后学，横渠“四为”之教由此由关中播于海岱。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坚守，实则蕴含着对文化道统的深沉忧虑。就像他在1927年坚持行笄礼那样，不是不知变通，而是不愿变通——有些东西一旦妥协，就可能永远消失。
在霞门书院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常会遇到年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孙迺琨先生“立志、居敬、穷理、反身”的治学路径。这种将知识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修养功夫，对治当下教育的碎片化倾向尤具启示意义。去年冬天，我们组织学人对《中庸集说讲义》进行研读，有位学人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原来古人说的‘慎独’，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种生命状态。”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或许就是孙迺琨思想最珍贵的当代价值。
聂文提出的七条研究路径，我们正在逐步付诸实施。特别是《灵泉诗文选读》的编撰工作，让我们发现先生文字中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腻情感。他为母亲撰写的祭文，为弟子批改的课艺，与友人的往来书信，无不流露着真挚的情感温度。这些材料提醒我们，思想史研究不能只关注概念范畴的演进，更要看见那些活在文字背后的血肉灵魂。而这一切工作的基础，离不开先生的曾孙孙振鹏先生的奔走呼号，曾外曾孙其琨先生二十余载的心血——他遍搜先生遗稿、手札、简牍、影迹二百余件，逐年考订，辨析源流，数易稿本而后成《孙迺琨年谱》。其“征实有据、宁缺毋滥”的纂辑大旨，本身就是对先生“居敬穷理”精神的隔代回响。
今年初夏，我们陪同孙振鹏先生前往董家村故居。站在先生曾经讲学的地方，看着故居里斑驳的匾额，忽然明白：我们研究孙迺琨，不仅是为了保存一份历史记忆，更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一种文化主体性。当聂文提到先生将关学东传山东、南接浙派的学术努力时，我看到的正是这种主体性的自觉建构——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在对话中创新。先生平生著述凡二十二种，疏通经籍奥义，考辨师门授受，厘定清麓学派传衍谱系，皆为后世研讨晚清关学必不可缺之典册。当新学蜂起、世变日亟之时，先生独守儒先旧矩，束发深衣，举世讥其泥古而终不为所动，这份守先待后之志，坚不可摧。
夜深人静时，我常翻阅先生的《周易辑说讲义》。那些关于“穷变通久”的论述，总能让人生发新的感悟。在这个技术颠覆一切的时代，孙迺琨思想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是：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博物馆式的标本保存，而是让古老智慧参与当代精神生活的建构。就像故居门前那棵苍劲的古柏，年轮里刻着过去，枝叶却向着未来生长。
值先生百六十有五诞辰之际，孙迺琨研究会拟集四方学人于山东理工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届时将以新梓成的《孙迺琨年谱》呈请同好指正，冀以此谱为纽带，让更多学人深体末世儒者守道存学、以待后贤之苦心。愿读先生之书者，勿徒稽考岁月行藏，更能体认那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本怀——庶几不负先生立教之初衷，亦不负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