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那天晌午，寻思炖一锅家常的白菜粉条。食材下锅添足水，大火煮开后转了小火，我往沙发上一瘫，随手摸过手机刷了起来。这手机一上手，时间就跟长了翅膀似的飞。等猛地记起灶上还炖着菜，已经过去了小半个钟头。我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来，趿拉着拖鞋冲进厨房，掀开锅盖一闻，万幸没糊底。可锅里的汤早被熬得干干净净，白菜软趴趴地裹在锅底。我赶紧添了瓢凉水，接着小火慢炖，心里直犯嘀咕：这白菜炖烂了，软塌塌的肯定没嚼头。
等盛进粗瓷碗里，我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并没有预想中那么糟。白菜吸足了粉条的润气，咸香入味，软烂中带着几分绵密，反倒比寻常炖菜多了几分醇厚。嚼着嚼着，一股熟悉的滋味在舌尖漫开，恍惚间，像是穿越回了几十年前——这分明是刻在骨子里的大锅饭味道。
我当年在钢厂轧钢车间上班，食堂的炖白菜，一毛钱菜票就能打满满一饭盒。那时候每个月发了工资，头一件事就是揣着零钱往总务科跑，兑换一沓花花绿绿的饭票、菜票，用猴皮筋套好。这薄薄的一沓，就是一整月的口粮。那会儿正是年轻力壮的年纪，又天天跟钢铁打交道，干的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肠胃像总填不满的空口袋，一顿饭不吃个肚圆，下午干活都没力气。我们一帮青工凑在一起，谁都有过一顿吞下五个大馒头的经历，说起来还互相较劲，比谁的饭量更大。
轧钢车间没有像样的专属食堂。那间挂着“食堂”牌子的大房子，不过是间隔成里外间的空屋，墙上开了两个打饭窗口。外间摆着几张掉了漆的木桌长凳，却没几个人愿意在这儿吃，大多都是打了饭，急匆匆赶回车间。饭菜都是总厂食堂做好的，师傅蹬着三轮车，一路“叮铃哐啷”送过来。车斗里码着三个锃亮的大铁桶，两桶菜、一桶稀饭，旁边摞着盖着厚笼布的大簸箩，笼布下是馒头和花卷。
早干完活的工友，早早拎着铝制饭盒、搪瓷缸子守在路口，勺子敲着缸沿，“叮叮当当”的声响，凑成了盼饭的调子。三轮车刚停稳，一群人呼啦围上去，搭把手卸车、抬铁桶，跟着师傅把餐食挪进屋里，而后自觉退到窗口，排起歪歪扭扭的长队。大铁桶盖子一掀开，饭菜的热香直往鼻子里钻。饿极了的小伙子们不停咽口水，性子急的早就扯着嗓子催起来，我夹在队伍里，也跟着起哄吆喝。
掌勺的师傅倒沉得住气，仿佛享受着这份被期盼的滋味，慢悠悠摆好铁桶，掀开簸箩的笼布。白胖胖的馒头堆成小山，菜品向来就两样：亲民的一毛钱炖白菜，还有带荤腥的两毛钱小炒，时而芹菜炒肉，时而芸豆炒肉，偶尔也换成西红柿蛋花汤。多数工友都舍不得吃贵的，一毛钱的炖白菜最抢手，往往开饭没一会儿，大铁桶就见了底。
等师傅操起长柄饭勺，喊上一嗓子“开饭喽”，队伍里又是一阵小小的骚动。大伙儿都守着先来后到的规矩，偶有想插队的，立马被左右的人一通数落，只能臊眉耷眼地排到队尾。那时候看着眼前敞口的大铁桶，听着勺子刮着桶壁的哗啦声，偶尔会自嘲，觉得我们像被投喂的一群人。可那份饿极了盼热饭的急切，又是实实在在的。
打上饭赶回车间，讲究点的工友会去值班室，趴在斑驳的木桌上慢慢吃；更多人则找个墙根就地一蹲，饭盒往地上一放，一手掐着两三个馒头，一手握勺，嘁哩喀喳狼吞虎咽。有的工友打饭时忘了拿勺，就凑到有勺的工友旁边，这人拿起勺吃一口，递给那人；那人吃一口，再递过来。我曾见过一把勺子三个人轮流用，有的干脆吃一口菜，把勺子往对方饭盒里当啷一扔，对方挖一口吃下，再扔给下一个。耳边除了咀嚼声，还夹杂着勺子碰撞饭盒的脆响。后来我参加过不少酒局饭局，席间有朗诵、有歌舞、有妙语连珠，却总觉得，都比不上当年在工厂吃饭时的热闹与畅快。
印象里还有一段插曲。那年夏天，送饭队伍里多了个骑自行车的姑娘，过来帮着打菜传饭。在光棍扎堆的轧钢车间，突然冒出一位年轻姑娘，顿时招来无数热辣辣的目光。那段日子，工友们盼着热饭热菜，更盼着那个窈窕熟悉的身影。可只过了一个多月，姑娘就不再来了，大伙儿心里都空落落的。
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当年热火朝天的钢厂早已没了踪影，可那几口大铁桶里的滋味，永远刻进了味蕾。想起我熬的那锅软烂白菜粉条，仿佛成了一种隐喻：熬软的是寻常菜蔬，熬浓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大锅菜虽不是珍馐佳肴，碗里盛着的，却是我们那辈人炽热的青春、工友之间质朴的情谊，是藏在车间烟火气里一去不复返的滚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