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我的老家在城西往东12.5公里处，村子不算小，大约有800来人。我18岁离开家乡，所以记忆里对于家乡的片段，大多定格在离开家乡之前。
小时候，父亲在镇里工作，母亲在家务农，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奶奶家的前邻是一位木匠，家里子女众多。说是木匠，其实并不靠手艺为生，邻里街坊谁家需要做些简单家具，他都会欣然帮忙。事情办完后，主人家只需请吃一顿饭表示感谢即可，若是要付工时费，那是万万不可的——仿佛这是对邻里情谊最大的侮辱，实则深处，也是他对自己的手艺不够自信。
我家在木匠家的前邻。白天我在奶奶家玩耍，等父亲下班、母亲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我就回自己家。每次路过木匠家，总能看见那个没有院墙的院子里，他的几个孩子围着一块放倒的门板吃饭。木匠和我爷爷年纪相仿，所以我称呼他的子女为叔叔、姑姑。
木匠有3个儿子、3个女儿，其中二叔和我的关系最好。他没读多少书，却格外朴实。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着他玩，放牛、割草、捕鱼，几乎是他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那时候爷爷有退休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几乎不用吃粗粮。但木匠家不一样，孩子多，又没有固定收入，饭桌上以粗粮为主。我每次路过，出于好奇，总会在二叔身边坐下，蹭一块夹着白菜帮或是虾酱的玉米饼吃，然后在奶奶的呵斥声中，一溜烟跑回家。
奶奶家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榆树，树干长在奶奶家院里，树冠却像“红杏出墙”一般，伸展到木匠家的院子上空。
平日里两家相安无事。待到春风拂面，这棵看似不起眼的榆树，树皮会渐渐泛出光泽，枝条变得柔软起来，密密麻麻的芽苞悄悄鼓起、日渐饱满。而后，仿佛一夜之间，芽苞绽放成圆圆的、铜钱似的叶片。叶片簇拥在枝条上，整个树冠变得丰盈饱满，一根枝条挨着一根，一串榆钱连着一串，毛茸茸、鲜嫩嫩的，让人忍不住想凑上去咬一口。
木匠媳妇是个小脚老太太，巧的是，她和我同一天生日。看着这棵榆树馈赠的“美食”，她咧开干瘪的嘴角笑了。在她的示意下，二叔拿出自制的工具，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伸展到自家院里的那一半树冠的榆钱捋得干干净净，装进蛇皮袋里。远远望去，这棵榆树像被剃了个“阴阳头”，一半依旧春色盎然，一半变得干瘪消瘦。
木匠媳妇把蛇皮袋里的榆钱倒出来，用水细细淘洗。一枚枚翠绿的“铜钱”从清水中捞出，鲜亮亮、水汪汪的，格外惹眼，却也刺痛了我奶奶的双眼。奶奶那极具农村特色、一唱三叹的骂声，穿过没有院墙的院子，飘到了木匠家的灶房。木匠媳妇听了，摇摇头，撇撇嘴，眼皮一翻，露出一丝狡黠的笑，仿佛在嘲笑我奶奶的小题大做。随后，她若无其事地在晾干的榆钱里，撒入少许玉米面和碾碎的大粒盐并搅拌均匀。接着，她掂着小脚踩上板凳，取下悬挂在屋梁上的油罐——罐里是凝脂般的猪油，她狠了狠心，舀了满满一大勺，揉进榆钱里，再把拌匀的榆钱平铺在大铁锅的蒸屉上。
“呼哒呼哒”的风箱声响起，红红的火苗偶尔从灶堂里探出头来。没过多久，丝丝缕缕的白气便伴着榆钱饭的清香，从锅盖的缝隙里“溜”出来，勾得木匠家6个孩子心痒难耐，他们眼巴巴地围着灶台，盼着揭锅的那一刻。
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我家半棵榆树的“春意”，就这样进了木匠一家人的肚子里。
只过了短短几天，树梢上剩下的榆钱就开始发白、变薄，春风轻轻一吹，便飘飘零零地散落各处，开启它们新的生命旅程。
榆钱落尽不久，槐花开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榆钱和槐花是春天的姊妹使者——榆钱似翡翠圆钱，槐花如雪白风铃，宛如小青与白娘子一般，一前一后款款走来。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青黄不接的春日里，这一青一白的馈赠，是人们的救命口粮，更是造物主对平民百姓的仁慈。
今年春天回老家，那棵曾“红杏出墙”的榆树，比以前粗壮了不少。只是，奶奶和木匠媳妇都已离开了我们，就连二叔，也因半生的不如意与颓唐，50来岁便匆匆离去。木匠家的那些孩子们，也早已各奔东西，四散谋生。
童年的记忆里，幸好还有这棵榆树可以触摸。曾经，我为那些逝去的人和事泪眼婆娑，如今已然释然：人生皆过客，何必千千结，得失一笑过，潇洒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