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我的学生时代，男生女生之间连说句话都会招来满堂起哄，课桌上那条用小刀刻出的“三八线”，把性别之间的距离划成了一道绝情的鸿沟。直到高中毕业，我与女生说话的总量，一个学龄前儿童也能数得过来。
小学时，我曾有一位女生同桌。然而这位“同桌的她”，留给我的回忆却并不美好。
忘了具体缘由——大概是她向我借东西，我没有借给她。转天上课，她举手要求发言，得到老师许可后，她站起身。我万万没想到，她的发言竟是对我的“检举”。更让我委屈的是，她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却编得那样真切：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面面俱到，令人不得不信。这个平日作文平平的女孩，在编排这个故事时，仿佛突然被赋予了某种天才般的灵感。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核心只有一个：我撵了她家的鸡，致使那只鸡生了病，不下蛋了。我简直冤极了，我连她家的鸡长什么模样、是公是母都不知道。
结果，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狠狠尅了一通。
这件事算得上我童年蒙受的一次羞辱，也让我初次领略了某种属于女性的、令人心悸的“厉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落下了后遗症：每逢老师追问谁做了坏事，哪怕与我无关，我也会心跳加速、浑身冒汗。
前些年，这位同桌不知如何辗转找到了我的电话。她在电话那一头热情洋溢地说着，滔滔不绝的语气又让我生出当年的余悸。原来她现在从事某款保健产品的直销，一心想发展我成为“合作伙伴”。或许她早已忘记了童年那桩小事，可我却记得太深了。
十岁之前，只有两位女性在我童年略显单一的调色板上，添过一两笔朦胧的亮色。有意思的是，我与她们从未说过一句话。
一位是我的同学，同级不同班。她见到我时，总会朝我微微一笑。我始终弄不明白她为何对我笑，莫非是各班级巡回演出时，我曾去他们班唱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给她种下了什么印象吗？
她笑时唇角弯起的弧度很好看，我也对她回以微笑。我们之间仿佛有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像是共同守着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和她素不相识，也从未打听过她的名字，只记住了那抹微笑。以致现在一听到那首《你笑起来真好看》的歌，眼前仍会浮现那张氤氲在光阴深处的朦胧笑脸。
这微笑一直持续到我转学，才悄然消失。那是一种不经意的、淡淡的消失，却也是永久性的。
另一位在我当时的眼中，已属于“大人”了——尽管那时她不过二十岁左右。那年，父亲带我去看厂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上演的是自排自演的歌剧。她扮演女主人公，一位军医。在我对世界仅有十年的贫瘠认知里，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其实我并不爱看歌剧，却因她是主演而看得如醉如痴。
后来的日子里，只要在路上遇见她，我总会远远停下，等她从我身旁经过时仔细瞧上两眼。好在我是个孩子，她从未注意到那道追随的目光，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无礼。或许，男孩心中那份对“美”的懵懂向往，就在这时悄然萌动了。
我上中学时，开始似懂非懂地读《红楼梦》，对些许片段浮想联翩、心猿意马。后来我又读“三言二拍”，对个别篇目反复翻阅的熟悉程度，竟远远超过了物理定理、数学公式和化学方程式。
这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一边觉得稚拙可笑，一边又泛起些微心酸。再看今天的年轻人，在异性相处与情感认知上，远比我们那辈人更坦然、更明朗，也更从容。
成长或许就是这样，从一条刻在课桌上的“三八线”开始，笨拙地学习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在界限与好奇、误解与懂得之间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路。那些曾经的委屈、朦胧的好感，都成了这条路上歪歪斜斜的足印。而这条路的尽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一片我们终于学会温柔相待的、广阔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