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婷婷
冬日的残雪还未消融，恰逢商城大集，我一时慌乱，忘记戴帽子。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吹着，吹在脸上，打得脸生疼；吹在头上，像一把把小刀子，直往头里钻。这时候，一顶帽子就成了御寒的必需品。
我环顾四周，在一家卖帽子的小摊前驻足。看到各式各样、质地精良的帽子，我挑选了一顶绒线帽，戴在了头上。有了帽子的遮挡，头顶瞬时就有了暖意。
当年那顶带着大妈爱心的帽子，在我的心底泛起涟漪。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一个贫瘠的小村庄度过的。那时候，贫穷就像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一样，是生活的底色。
父亲是民办教师，每月微薄的工资，除去日常所需以及我和弟弟的学费，就所剩无几。每当我生病，我总会看到父亲和赤脚医生攀谈很久。我知道，那是在赊账。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贫困的生活，已经将她打磨成一个木讷机械的人。她的日常除了下地干活、养猪、编席子，就是没完没了的家务活。
或许是早产的缘故，也许是营养不良，记得小时候，我身子骨极弱。每到冬天，当呼啸的北风一吹，身上的棉袄就被吹得如同弱不禁风的我一样，透心凉。
每次流感一到，只要班里的同学有一个感冒，那我就是第二个中招的。每每这时，父亲就会去村里的卫生室，找赤脚医生给我抓药，拿回苦苦的药片，看着我把它吞下去。
看到白色的、黄色的药片，我的心里一直犯嘀咕，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可是有啥办法，鼻涕都快流成河了，喷嚏也一个接一个，头痛欲裂，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为了上学，我只能学着母亲的样子，先喝一大口水，把一把药片放在手里、倒进嘴里，然后一闭眼，含着泪水，把药片咽下去。
我的感冒很奇怪，别人吃几次药就会痊愈，可我每次感冒，都会留下一个可怕的症状，那就是老感觉头皮漏风，就像年久失修的墙一样。
这个毛病，一直折磨着年幼的我，让我饱受痛苦。
有时候实在受不了，我也会说给母亲听。可每到这时，母亲总会用她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头，然后嘟囔着说：“小孩子，哪这么娇气啊？”然后就自顾自地忙去了。
在生存面前，心灵的敏感是一种奢望。
那时的我时常穿着单薄的棉衣，蜷缩在炕上，眼睛盯着屋顶，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尽的哀愁，年迈的奶奶看到我的可怜样，总是忧心忡忡地望着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安慰我。
日子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走着。直到那一年，大爷大妈回家探亲，瞧见年幼的我面黄肌瘦，眼睛里透着一种和实际年龄不符的东西。
可能是父母亲已经习惯了我的样子，不觉得有啥不对。但是，当大妈看到我，又听了奶奶的描述，她忽然软声说：“这孩子一定是头冷，戴顶帽子，也许就好了。”
听到她笃定的话语，我混沌的脑子，好像突然间闪进了一束光。
原来，我头痛欲裂的感受，可以有治疗的办法，可以被“看见”。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不久，一个包裹跨越山水来到家里，大妈寄来了一顶樱桃红色的绒线帽，有着好看的花纹，拿到手里软软的，像小鸟的羽毛。
奶奶立即把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刹那间，我感觉北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头皮也温暖了许多，喷嚏好像也离我远去了。慢慢地，我的鼻塞好像也通了。
整个冬天，我都会戴着我的绒线帽，走在寒风刺骨的北风里。神奇的是，有了暖和的帽子，我的感冒竟然真的痊愈了，人也开始变得活泼灵动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
奶奶看到我恢复了健康，高兴地说：“要是早知道戴帽子这么好，孩子何苦遭那些罪啊！”
母亲也摸摸我的头说：“这帽子真得挺管用。”
如今站在寒风依旧的集市，我已经释然了。在那样的贫穷年代，能让孩子活着、长大，就已耗尽了父母亲全部的气力。
大妈亲手织就的绒线帽，让一个年幼的孩子看到了人性中的光。一顶恰逢其时的帽子，足以温暖一个孩子漫长的冬天，甚至照亮她此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