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研究院 林立志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迎来了一次思想高潮，诞生了深刻影响后世的思想范式。在东方，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社会剧烈动荡，华夏文明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空前活跃，诸子涌现，百家争鸣，可以称之为诸子时代。在西方，城邦之间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加剧，思想文化上同样迎来变革和创新，古希腊先贤辈出，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东方圣贤与希腊哲人交相辉映
诸子时代的代表人物各具特色。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核心是“仁”与“礼”，其言行由弟子辑录为《论语》，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其著作《道德经》充满辩证智慧。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体现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与实用主义。孟子承儒家道统，主性善，倡仁政；荀子则主性恶，强调礼法教化。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术、势”结合，为专制集权提供理论基石。此外，还有辩才无碍的庄子、纵横捭阖的鬼谷子、论名实之辩的公孙龙等。诸子大多关注现实社会“士”阶层，带有强烈的入世济时的情怀。
轴心时代的典型人物以古希腊的哲学家为代表。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和诘问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专注于伦理与知识的探求。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创立理念论，著《理想国》，构建了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正义城邦。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研究遍及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等，创立了系统的科学方法论，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彰显其理性精神。古希腊哲人追求理性与真理，他们更多是对世界本质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比较而言，双方代表人物的共同点在于都对所处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并提出了超越时代的终极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诸子更聚焦于社会政治伦理的构建，是“入世”的实践家，而希腊哲人更侧重于对世界本原、知识本身的纯理思辨，是“爱智慧”的沉思者。
实践箴言与智慧思辨相伴而行
诸子时代的经典著作多为对话录、格言集或精炼的论说文，言简意赅，意在指导实践。如《论语》是语录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则是普世的道德金律。《管子》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直接点明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直接点明包容在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性；“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直接点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民众的素质。《孙子兵法》十三篇，是高度凝练的军事哲学。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不仅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更注重强调实际应用性，使读者能够在具体情境中体悟、践行。
轴心时代的经典著作则展现出更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对世界本原、自我认知、正义美德等方面的思辨。柏拉图的《理想国》，表达了自己心中“正义”的概念和对“理想国”的渴望。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主要研究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决定论、因果关系等哲学终极问题，构建了庞大的概念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科学的基本范式。
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东方的著作注重于经验化和实践化，对现实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西方的著作则偏向于理论思辨和启迪智慧，充满了对世界本原和思想本质的探讨追求。
诸子时代与轴心时代同是东西文明的奠基石
诸子时代的影响在于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和文化连续性的基石。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法家学说为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内核，道家则成为士人精神调剂和艺术灵感的源泉，科举制、“士大夫”精神、家族伦理等，无不深深烙刻着诸子的印记。这种互补的格局，使得中华文明虽历经王朝更迭，却始终保持了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政治整合力。
轴心时代的影响在于开启了西方文明“批判性”与断裂性发展的序幕。希腊的理性精神是近代科学革命和民主思想的源头。这种对超越真理的追求，使得西方文明不断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文化复兴。西方政治传统中，也始终存在着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张力与博弈。
诸子时代与轴心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双子星”，前者是注重现实、调和中庸的伦理政治哲学，后者则是强调真理、分析对立的理性宗教神学。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场两千多年前的文明对话，理解诸子思想的内在性与整体观，有助于我们应对现代化的碎片危机；汲取轴心时代的理性与超越精神，则能激发不断的创新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