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研究院 董豪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群起。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改革，开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之霸道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孟子追随孔子，对管仲多有批驳，但是其王道思想之诸多内容，在思想资源上却又汲取于齐文化。齐、鲁自西周始就是东方两个大国，在文化上既有明显的差异，又有广泛的交流。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政治思想，同时汲取了齐文化的诸多要素，最后建立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思想体系。
孟子法治思想的思想基础：性善论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和西方契约法律思想有诸多不同，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建构思路深受性善论思想的驱动，推动法治由传统规则之治走向具有品质和德性的规则之治。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是人性善思想的理论源头。孟子从人与禽兽的对比中阐释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的本性在于人不同于兽的所在，即人具有仁义秉性。因此，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认为，人只要秉承“仁”这一本性，其行为就是符合“义”的。而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则是“仁义”的外在表现以及对不“义”行为的纠正。
虽然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这一观点，但孟子认为一个国家的运转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性善论之“性善”，指的是人的“天命之性”是善的，但由于外部因素，“天命之性”或会脱离人的本性。对于背离“天命之性”的人，孟子认为这样的人已经“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可以对其施加相应的刑罚。
孟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孟子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仁政首先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治国者的德行，即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孟子认为：“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礼法应当首先约束统治阶级，作为权力拥有者的统治阶级违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除了利用礼法、道德、神明等外力加以约束外，还需要加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孟子的“仁政”思想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明德慎罚，孟子反对不教而诛，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柔性的政治教化并不是孟子教化主张的全部内容，他还提出了必要情况下应以法律规范辅助教化的观点，对于诸如“杀人越货”罪犯，孟子甚至认为可以不教而诛：“《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万章下》）在此基础上，孟子总结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在治国时，使道德教化与法律教化并行有一定的必要性。只有当国家拥有好的政治制度时，百姓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一味地以柔性之法治人、治国，有时可能难以起到相应效果。
孟子法治思想对齐文化的吸收
孟子仁政的另一层意涵是使民有恒产，就此而言，这不仅是对孔子“富之”“教之”思想的承继，也是对齐文化尤其是《管子》法治思想的融合。孟子认为，老百姓违法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老百姓在没有“恒产”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恒产”对于预防犯罪是极为必要的。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通过“制民之产”的方式，限制“暴君污吏”侵占百姓土地，解决百姓的物质生活问题。关于土地的重要性，《管子》亦有明确描述，《管子》对当时社会形势下，农业对政权存亡的决定性意义有着极为明确的认知，提出“地者政之本”的观点，强调农业生产对国富兵强、争霸图存的意义。此外，管仲通过丰富百姓物质生活争取民心，建立霸业。《管子·牧民》道：“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在“制民之产”的基础上，孟子主张“薄税敛”“取于民有制”，限制过分地剥削。《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到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五项措施，其中四项即是富民措施，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等。轻徭薄赋既能富民，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对“轻徭薄赋”的具体措施，孟子也有详细阐述。《孟子·尽心下》中提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而《管子·大匡》提道：“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也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