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霸业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齐文化研究院 武振伟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衰微，诸侯力征，强大的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边夷狄趁机入侵，华夏文明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个时候，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国力，齐桓公以齐国之强与齐国之信，成为诸侯盟主，代替周天子行使管理天下诸国的职责，《淮南子·要略》：“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齐桓公以“尊王”为号召，团结中原诸侯，周天子也以赐命、赐胙等方式对霸主予以承认，开启了一种新的天下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几乎贯穿齐桓公之后的整个春秋时期，在吴晋黄池会盟之后，吴王夫差仍不忘向周天子禀告，“使王孙苟告劳于周”（《国语·吴语》），将吴伐齐说成是尊王之举。虽然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齐桓公开创的霸政，则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开端，也就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但齐桓公霸政是在“尊王”的前提之下进行的，那么这种霸政对于逐渐恢复到“天下有道”也是有所助益的，故而孔子对于齐桓公与管仲的功业是称许的。王志民教授认为：“在这样中华‘大一统’的局面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正是齐桓公的霸业实践，以尊王室为号召，维护了统一局面，并为以后的春秋霸业奠定了一个理论和思想基础，即：维护一统……齐桓称霸强化了‘大一统’思想。”齐桓公、管仲开创的“尊王”模式实际上就是周礼“损益、变革”而来的现实模式。

《论语》中孔子对鲁国三桓、齐国陈氏的专权篡国行为予以激烈批评，有强烈的“尊王”色彩。据《公羊传》传承脉络的记述，《公羊传》对于《春秋》的解读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曾亦、郭晓东教授《春秋公羊学史》记载：“孔子据鲁史旧文作《春秋》，而其微言大义，则口授之，至汉乃著于竹帛，斯为《公羊传》也。”汉代人也多以《公羊传》指代《春秋》，而《公羊传》开篇即阐述了“大一统”的思想，虽然赵伯雄教授认为，“大一统”的思想未必是孔子之思想，乃战国时儒者之创造，但此观点也遭到众多质疑，曾亦即认为：“赵伯雄此说，实不通公羊家说。盖公羊家发挥之‘大一统’思想，‘尊王’固为其中一义，然更主要者，则在‘正始’‘奉天’之义。且《论语》中孔子颇讥鲁三家之僭，‘尊王’义甚是明显，未必是战国时思想。”孔子“尊王”主张中是有“大一统”的意义在内的，且这种“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借鉴即是齐桓公开创的霸政。《论语·宪问》中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集解引郑玄曰：“谲，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是谲而不正也。”又引马融曰：“伐楚以公义，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六国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不仅派周公宰孔参加，而且还赐给齐桓公祭肉，赐爵一级。周襄王还嘱咐宰孔，因齐桓公年老德高，可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仍然依礼下阶跪拜后上堂接受了赏赐。对于齐桓公维护周礼的行为，元代李廉说：“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给予高度赞扬：“夫齐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伦为己任。”齐桓公的尊王之举，不仅符合孔子“尊君卑臣”之义，更是“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实践，尊王也成为后继霸主“取威定霸”的重要途径，“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语）正因为“尊王”大旗的树立，周王朝的统治才延续数百年。

齐桓公开创的霸政，不仅有利于“大一统”，而且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华夏文明，对于齐桓公与管仲的功业，孔子不吝赞美之辞，《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理想的天下是恢复周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状况不可能实现，退而求其次，齐桓公与管仲“尊王攘夷”之举对于一定程度上恢复周天子的权威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在齐国的带领之下，华夏文明免遭毁灭，这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从这一点来讲，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仁”。齐桓霸业对于维护周王朝的统一有着重要意义，暗合“大一统”的含义，为儒家提出“大一统”思想做了实践层面的先驱。

孔子“尊王”的思想不仅渊源于其早期学习经历，而且与齐文化关系密切，是孔子在齐国学习、生活、参与政治后的深切体验，是对齐文化吸收、改造、提炼与升华的结果，而齐桓霸业则是孔子取法的重要对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儒家“大一统”思想逐渐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