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彩芸
秋阳刚漫过东山顶，蝈蝈的叫声就顺着风溜下来了。在博山，人们都管这生灵叫“叫叫”，那脆生生的鸣唱裹着山枣的甜香，把整座山都泡得暖洋洋的。我揣着竹编小笼出门时，门框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倒像是在应和山里头的声浪。
三年前写的那篇《叫叫记》不知藏进了哪个纸堆，字迹或许早被虫蛀得七零八落。可儿时那些跟着舅舅上山的日子，却像刚摘的酸枣，酸溜溜、甜丝丝地挂在记忆枝桠上。
那时候，天刚蒙蒙亮，舅舅就背着药篓在院外等，筐沿上别着的铜镰在晨露里闪着光。姥娘站在石榴树下叮嘱：“上坡不拿镰，不如家里玩；走路要看道，遇事莫急躁。”她的蓝布帕子在风里飘，倒比树上的石榴花还惹眼。
柴胡在石缝里窜得老高，丹参的须子缠着青石缝，远志的叶子沾着露水，碰一下就簌簌往下掉。我们像两只小松鼠，在坡上蹦跶着辨认药材。舅舅的手指划过草叶，就能说出哪株能入药，哪棵带毒性。最叫人惦记的是酸枣丛，红玛瑙似的果子缀在尖刺间，可要是看见某丛红得格外热闹却没人摘，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胡蜂准把巢藏在底下了。它们的窝像团陈年的棉絮，混在枯黄的草叶里，只等莽撞的孩子伸手，就“嗡”地炸开一团黄黑相间的风暴。
十岁那年秋天，我在北坡撞见只翡翠色的叫叫。它蹲在最高的酸枣枝上，翅膀一振，“吱吱”的鸣声能惊飞半坡的山雀。我趴在石后看了半晌，确认周遭没有胡蜂的踪迹，便把竹篮倒扣在地上，攥着根细枝慢慢凑过去。那小家伙正唱到兴头上，圆鼓鼓的肚子随着鸣声起伏，我手腕一挑，枝条扫过它的尾尖。叫叫受惊跃起，正好跌进篮底。我刚伸手按住它冰凉的背甲，耳边就炸响了“嗡嗡”声，原来胡蜂把巢筑在了对面的岩缝里，我这一动，竟惊动了整窝。
跑回姥娘家时，我的脸已经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睛只剩条细缝。姥娘却不急不慌，从灶膛里掏了块烧红的炭，扔进装着黄土的瓦盆，又兑了些井水和成泥。她的手掌带着柴火的温度，把黄泥轻轻拍在我脸上，凉丝丝的触感压下了火烧似的疼。“这土能吸脓。”她一边往我额头上抹泥，一边念叨，“被蜂蛰过才好呢，有了抗毒性，往后啥毒虫都不怕。”等泥块半干时揭下来，果然带出了几根细小的蜂刺，再用皂角水擦洗几遍，第二天竟消肿了大半。
那年在乱石沟发现瓜蒌是另一种惊喜。藤蔓正缠着野蔷薇往上爬，小拳头大的果子青得发绿。我和弟弟找了块平整的石板，把最圆的几个藏在石下，又用枯草盖住。隔三差五就绕路去瞧，看它们怎样从青转黄，最后染上蜜似的橙红。有回忍不住咬了口半熟的，涩味立刻像针似的扎满舌头，半天都合不拢嘴。放羊的老张头总说：“你们藏的瓜蒌，早被我的羊记着呢。”他的羊群啃着瓜蒌叶，羊粪蛋蛋滚落在藤蔓间，倒把那片地养得越发肥沃。
如今再上山，酸枣枝依旧勾着裤脚，可叫叫却像是成了精。明明听见“吱吱”声就在眼前的石缝里，蹑手蹑脚走过去，刚要伸手，那小家伙“噌”地蹦起，后腿一蹬就没了踪影。
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路过村口广场时，一阵歌声顺着晚风飘过来。十几个年轻人围着手机支架，有的抱着吉他，有的举着麦克风，正唱着时下最流行的调子。穿白T恤的姑娘唱到高音处，马尾辫随着节奏甩动，像极了当年在酸枣枝上蹦跳的叫叫；戴眼镜的小伙子弹错了和弦，引得众人笑成一片，笑声撞在槐树叶上，簌簌落下几片金黄。
我在老槐树下站了许久，看他们一遍遍重录，直到星光爬上树梢。风里混着烧烤的香气和青草的气息，歌声乘着晚风往山上飘，倒比叫叫的鸣唱更有劲道。忽然想起了那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摸了摸空着的竹笼，竟笑出了声。
回家时特意绕到后山，把竹笼挂在最粗的酸枣枝上。夜风穿过笼眼，发出“呜呜”的轻响，倒像是谁在低声哼唱。远处广场的歌声隐约传来，和着草丛里此起彼伏的虫鸣，织成了一整个秋天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