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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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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淬炼:辰巳山下宁死不屈八烈士

日期: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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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4版:A04       上一篇    下一篇

李连谨在讲述八烈士事迹

辰巳山全景

□本报记者 张戈 通讯员 孙长年 王济世 蒋衍岗 孙启伟

《淄博烈士英名录》收录的抗战时期5000余名烈士中,有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有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还有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英雄。

博山区辰巳山下,魏春起、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翟涵厚8位抗战英烈的故事感人至深。他们是农家青年,在敌伪严密控制的敌后战场,搭建秘密联络网、传递关键情报、支援根据地物资,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沂蒙门户的铁堡垒。1943年,因叛徒出卖,8人不幸被捕。面对日寇的酷刑,他们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最终被抛入青龙山万人坑枯井,壮烈牺牲时最小者仅21岁。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多方求证,2002年8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如今,辰巳山下的村庄炊烟袅袅,博山烈士陵园的纪念碑静静矗立,八烈士的忠诚与信仰,早已凝入不屈的抗战精神,鼓舞着后人砥砺前行。

●烽火辰巳山:敌后斗争的钢铁脊梁

8月的北博山,晨雾像一层薄纱。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北博山村的红瓦屋顶便从绿树间露出来,村口那座砖木结构的村史馆,是北博山村村史馆馆长李连谨于2022年个人投资改造建成的。

69岁的李连谨穿着一件黑色衣服,说起烈士事迹,他的眼神一下亮了起来。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客厅的正墙上,挂着装裱整齐的黑白照片,照片里8位青年穿着朴素的长衫或短褂,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李连谨说:“这就是八烈士,都是咱北博山和洪山口村的子弟。”

时间回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全国的平静,日寇的铁蹄很快踏遍华北大地。博山作为连接鲁中与沂蒙山区的交通要道,成了敌人必争之地。辰巳山就在这条交通要道上,被日寇改成了军事据点。山顶修起了两层高的碉堡,墙体用砖石和水泥砌得厚实,四周还拉着铁丝网。山脚下挖了3米宽、2米深的壕沟,沟里灌满了水,每隔50米就有一个岗哨,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来回巡逻。

就在这样的黑暗里,一束光悄悄亮了起来。1938年春,博山县第四高等小学的地下党员王省吾,借着教书的名义,悄悄在学生和村民中传播抗日思想。魏春起当时正在谢家店小学当教员,听了王省吾的课,连夜找到他,攥着拳头说:“先生,我想跟着您干,哪怕是掉脑袋,我也不怕!”

没过多久,在王省吾的介绍下,魏春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一年里,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翟涵厚也先后入党。刘汉之是村里的货郎,走街串巷时能搜集各地的消息;马得志家里开着小杂货铺,成了秘密接头的好地方;翟修讲和翟涵厚是洪山口村的农民,力气大,能扛着粮食给八路军送补给。8个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却有着同样的决心:“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啥苦都能吃。”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魏春起把自己的家改成了秘密联络点。他家的堂屋有个不起眼的木柜,柜子后面藏着一个半人高的暗格,里面放着传单、情报和进步书籍。

除了传递情报,魏春起他们还带领村民们做了很多事。翟修讲和翟涵厚组织了村里的儿童团,让孩子们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看到陌生人就唱歌提醒;刘汉之和邵长来写得一手好字,夜里偷偷在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标语;王化鲁和王玉泽则带着青壮年,趁夜色去破坏敌人的公路和电线。

1942年8月,天气格外热,地里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一天傍晚,刘汉之从博山城里回来,满头大汗,他找到魏春起,压低声音说:“艾国奎要换防了,听说要带一批物资走,路线还没定。”艾国奎是伪北博山警备队的队长,坏事做尽。

魏春起认为这是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接下来的3天夜里,他和其他7位党员躲在洪山口村后的山上,借着玉米地的掩护,观察敌人的动向,摸清了艾国奎的行动路线。魏春起立刻把情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用油纸包好,让马得志连夜送给八路军独立营。副营长郇振民收到情报后,当即决定在伪军经过的谢家店附近设伏。

伏击那天,天刚蒙蒙亮,艾国奎的队伍就进了包围圈。随着一声枪响,八路军战士从玉米地里冲出来,伪军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扔下枪就跑,有的躲在骡子后面发抖。艾国奎想骑马逃跑,被战士们当场抓获。这一战,八路军不仅缴获了全部物资,还俘虏了10多个伪军,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抗日士气。

●枯井埋忠魂:宁死不屈的抗日丰碑

1941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更早。日寇对沂蒙山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共产党员。“那时候,村里的气氛特别紧张,鬼子三天两头来搜查,有时候还会突然包围村子,把老百姓赶到打谷场上问话。”李连谨回忆着听老人们说的往事。

让人心寒的是,内部的危机悄悄降临。就在艰难时刻,博山县委委员、独立营教导员孙黎选择了背叛。

孙黎原本是个热血青年,参加过好几次战斗,可在日寇的“扫荡”和艰苦的环境面前,他渐渐动摇了。1942年7月21日夜里,他偷偷跑到博山城里,向日本宪兵队投降,还把自己知道的党组织情况全说了出来。为了讨好鬼子,他主动提出劝降魏春起。

那天,孙黎穿着伪军的衣服,大摇大摆地来到北博山村,找到魏春起。他假惺惺地说:“春起,别硬撑了,鬼子的势力这么大,咱们根本斗不过。你跟我去投降,还能当个官。”魏春起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战友,气得浑身发抖:“孙黎,你忘了入党时说的话了?忘了那些被鬼子杀害的老百姓了?我魏春起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

劝降不成,孙黎彻底成了鬼子的帮凶。他带着日本宪兵队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干部,很多地下联络点都被破坏了。1943年7月11日傍晚,魏春起刚回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听到院子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他赶紧把藏在暗格里的情报和文件烧掉,还没等火灭,门就被踹开了,十几个日本宪兵和伪军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了他。

同一天,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翟涵厚先后被捕。鬼子把他们押往北博山伪警察所,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里。接下来的3天,审讯成了鬼子折磨他们的手段,鞭子抽、烙铁烫、灌肥皂水,各种酷刑轮番上阵。8位党员在牢房里相互鼓励,用眼神传递信念。

3天后,鬼子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就把他们转押到博山四十亩地监狱。这座监狱是老百姓口中的“阎王殿”,进去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来的。在这里,鬼子的酷刑变本加厉,他们用杠子压在被抓共产党员们的肚子上,两个人在杠子两端使劲踩,直到被压的人口吐鲜血;还用烧红的烙铁烫他们的胳膊和腿,牢房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味道和惨叫声。

即便这样,8位共产党员依旧没有屈服。在酷刑中,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6人先后壮烈牺牲。魏春起和翟涵厚也已经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943年7月22日深夜,天空下着小雨,鬼子和汉奸把他们拖上卡车,拉到了青龙山黑山沟东坡。那里有一口早已干涸的枯井,当地人叫它“万人坑”,很多抗日志士都被丢在这里。

李连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是一口长满杂草的枯井,他说:“这就是当年的那口井,2000年,我们在村里老人的指引下找到的。”

山风在夜里呜咽,像是在为烈士们哭泣;枯井沉默无言,却永远记住了这8位青年的忠诚。魏春起30岁,刘汉之27岁,马得志26岁,王化鲁25岁,邵长来29岁,王玉泽23岁,翟修讲23岁,翟涵厚21岁。本该是成家立业、享受人生的年纪,他们却为了国家和民族,将青春永远留在了那个黑暗的夜晚。

●多方证英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博山时,乡亲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很多人都哭了。北博山和洪山口村的村民们第一时间想到了8位烈士,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拿着铁锹和锄头来到青龙山,想把烈士们的遗体从枯井里挖出来,好好安葬。

可当他们赶到时,却发现枯井被鬼子填了一半,上面还种了庄稼。村民们开始往下挖,挖了整整3天,才找到一些零散的骨头和破旧的衣服。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开始着手为8位牺牲的共产党员申报“革命烈士”称号。由于证据材料散失,很多事情都无从查证。就这样,追烈工作一次次被搁置。

转机出现在1995年。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山东省原副省长张敬焘,浙江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翟翕武,决定重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当他们来到博山,听到8位烈士的亲属和老战友讲述追烈的波折后,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张敬焘握着一位烈士亲属的手说:“这些烈士为国家牺牲了,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默默无闻,我一定会帮你们呼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荣誉。”

回到济南后,张敬焘立刻给山东省委、省政府写信,详细说明了8位烈士的事迹,请求相关部门重视追烈工作。中共博山区委、博山区人民政府接到上级指示后,迅速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由博山区民政局、档案局、党史委工作人员组成,负责调查核实八烈士的事迹。

工作组的成员们,开始了漫长的史料寻访之路。他们在博山区档案馆和淄博市档案馆里,翻找着几十年前的敌伪档案,一页一页地看,一行一行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份尘封的日军驻博宪兵分队档案里,他们找到了原分队长古泽善太郎和宫崎准尉的供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们当年如何抓捕、审讯并杀害魏春起、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翟涵厚8位共产党员的过程,甚至详细记录了灌肥皂水、杠子压腹等酷刑的使用场景,这份档案成为证明八烈士英勇牺牲的关键证据。

远在浙江杭州的翟翕武,得知工作组正在搜集证据,不顾80多岁高龄,亲笔写下了上千字的证明材料。材料里,他详细回忆了自己当年在博山工作时,与魏春起等8位共产党员的交往经历。这份证明材料,成为追烈工作的又一重要佐证。

截至2000年初,工作组共搜集到各种证据材料56份,总字数超过6万字,包括敌伪档案、知情人证言、枯井遗址照片等,完整还原了8位烈士从投身抗日、开展斗争到被捕牺牲的全过程。这些材料经博山区人民政府整理后,先后上报至淄博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人民政府。

2002年3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下发文件,批准魏春起、刘汉之、马得志、王化鲁、邵长来、王玉泽、翟修讲、翟涵厚8位同志为革命烈士。

2002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清晨,博山烈士陵园里格外肃穆,“抗日八烈士纪念碑”落成。魏春起的儿子魏成高,当时已经60多岁了,双手捧着证书,泪水不停地从眼角滑落:“爹,你是英雄,是革命烈士!”

巍巍辰巳山,汤汤淄河水。8位烈士的名字早已刻进了博山的山水。他们用生命诠释的忠诚和信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