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娜 通讯员 孙长年
1937年深秋，日军的铁蹄越过黄河，济南城的枪声隐约可闻，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向南溃逃。在这山河破碎、人心惶惶的危急时刻，作为山东省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淄博党组织坚定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爱国师生、煤矿工人、乡村农民、开明士绅紧紧凝聚在一起，从黑铁山上的红旗到胶济铁路旁的枪声，从煤矿坑道的呐喊到田野乡间的怒火，淄博人民用热血筑就了反抗侵略的钢铁防线，谱写了抗击日寇的英雄壮歌。
●铁山巍巍：红旗漫卷如画
黑铁山原名铁山、商山，海拔225米，坐落于张店东北部15公里处，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座看似平凡的山峰，因附近蕴藏丰富铁矿，自清末便成为帝国主义觊觎之地。长期压迫点燃了反抗的火种，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铁山特别支部，虽经多次破坏，但仍有党员在矿井深处、乡村角落坚持活动。
1937年9月，曾在长山（今滨州邹平大部）中学附属小学任过教员的林一山，奉中共山东省委之命，乔装商人，携绸缎包袱抵达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是周村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他回乡办学，日军逼近的消息让他心急如焚。“国民党已南撤，山东危在旦夕。”林一山压低声音说，“共产党要发动群众组建抗日队伍，你愿加入吗？”马耀南拍案而起：“保家卫国，万死不辞。学校就是据点，师生就是兵源。”1937年10月中旬，刚从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的姚仲明来到长山中学。他自称“历史教员”，实为省委派来筹建武装的骨干。不久，红军团长廖容标从延安辗转来到山东，他身经百战，精通游击战术。加上原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三人组成长山中学特别党小组，一个秘密抗日核心悄然形成。他们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开展军事训练。廖容标示范刺杀、射击动作，一招一式皆带实战气息；姚仲明讲解抗日形势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赵明新走村串户，用朴实话语动员农民，发展“民先”组织。马耀南利用校长身份全力支持，他把仓库改作秘密武器库，教室后墙凿暗门便于转移，连校工都成了联络员。
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长山县城，爆炸声、哭喊声交织。当晚，姚仲明、廖容标等召集60多名进步师生，决定连夜奔赴黑铁山，发动武装起义。
夜色中，队伍带着仅有的3支步枪、8把大刀，每人揣着窝头离开长山中学，直奔黑铁山脚下的太平村。12月26日，100多人聚集黑铁山下打谷场，有学生、农民、矿工与乡绅子弟。廖容标站在石碾上，高举武器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我们虽然武器简陋，但有抗日决心，团结一心定能打败侵略者。”人群中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震天口号。
一面绣着镰刀、斧头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字样的红旗，被插上黑铁山山巅，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几天后，马耀南带枪支、弹药与几十名青年赶来，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
第五军成立后的两个月，取得“三战三捷”。首袭长山城，战士趁夜潜入日军据点，缴获枪支粮食，烧毁敌粮库；设伏小清河，廖容标率队员伪装成渔民，将日军运输船诱入芦苇荡突袭，截获大批物资；血战白云山，面对十倍于己的日军，战士们奋勇拼杀，凭顽强意志击退敌人，“天降神兵”的美誉传开，参军者络绎不绝，队伍迅速壮大。
1938年3月，第五军兵分两路。南路廖容标、姚仲明率部跨胶济铁路，开辟淄川、博山等游击区，4月与徂徕山起义部队在淄川马棚会师；北路马耀南、赵明新进军清河平原，在临淄、桓台一带开辟战场。1938年6月，第五军发展为6000余人的抗日劲旅。根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廖容标、姚仲明率第五军部分主力，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廖容标任四支队司令员。第五军其余部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1938年12月27日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相继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山东渤海军区，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几经征战南北，不断升级整编，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军统一整编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40军、33军、28军、26军、22军等几十万铁骑中，都流淌着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血液。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是山东抗战史上最著名的武装起义之一，时间早、发展快、影响大，在山东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乌河清清：矮槐树村的英勇伏击
几乎与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同时，临淄的抗日烽火也熊熊燃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的消息传来，共产党员李曦晨、李清贵心急如焚，他们辗转找到临淄县教育界进步人士李人凤、陈梅川、崔栋生，在临淄县立第二小学（西关小学）的教室里秘密集会。窗外老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为这场决定家乡命运的集会伴奏。
作为西关小学校长，李人凤不仅学识渊博，更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国难当头，岂能眼睁睁看着日寇侵占家乡？”他的话语掷地有声，“我们必须拉起队伍，保卫家园。”大家一致决定以该校为基地组建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成立，120多名爱国师生踊跃加入。缺武器，他们就把木棍削成步枪模样，顶端刻上“抗倭”二字；没弹药，就用泥巴制手榴弹，晾干后刷上黑墨模拟训练。李人凤亲自带队，每天天不亮就组织训练，他常激励队员：“我们虽无精良武器，但有抗日信念，这是敌人夺不走的力量。”他带领大家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口号穿透晨雾传到周边村庄。村民们深受感动，纷纷送来粮食衣物，不少父母把儿子送到队伍里。
1938年1月，占领济南的日军为配合青岛登陆部队，加快了打通胶济铁路的步伐。这条交通大动脉若被完全控制，山东抗日局势将岌岌可危。李人凤当机立断，带领军训团进驻临淄辛店一带，决心阻击日军东犯。他带着骨干队员勘察地形，在矮槐树村与合顺店村之间停了下来。矮槐树村是乌河的发源地，这里向南是胶济铁路南侧两米多深的沟，长满酸枣树和其他灌木，向北是顺河而下密密麻麻的芦苇茅草丛，进可以沿沟南下，退可以顺河而走，堪称伏击战的绝佳地点。“就是这里了！”李人凤兴奋地说，“既能隐蔽设伏，又便于撤退。”
1月5日凌晨，寒气逼人，北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40多名队员背着简陋武器，悄无声息地进入埋伏阵地。他们趴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上落了层薄霜，呼出的白气在眉须上凝结成冰，但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盯着铁轨，闪烁着坚定光芒。队员们握着磨亮的旧步枪，在心里默念：“一定要打退鬼子。”
远处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日军先遣队30余人分乘4辆路轨手摇车自东而来。车上日军端着刺刀，得意地哼着军歌，丝毫没察觉死亡的临近。
当日军完全进入埋伏圈，李人凤猛地站起高喊：“打！”40多支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车。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四散逃窜，手摇车失控停在铁轨上。日军少尉小队长吉田藤太郎刚拔指挥刀，就被一枪击毙，指挥刀“当啷”一声掉在铁轨上。队员们跃上铁路，与日军展开肉搏。
日军缓过神来开始反扑，李人凤深知队员缺实战经验、装备落后，果断下令撤退。队员交替掩护撤离，日军怕遭更大伏击，在援军接应下狼狈西逃。
此战击毙吉田藤太郎，毙伤日军十余人，缴获指挥刀、弹药等战利品。这是日军侵入山东后在胶济线遭受的首次重挫，极大鼓舞了淄博乃至山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消息传开，临淄百姓敲锣打鼓送来鸡蛋、馒头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队伍迅速壮大。1938年6月，队伍发展到10个中队、1000多人，拥有近千支枪，还建起兵工厂和医院。
1938年7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10团，辖3个营1800多人，成为主力团。此后，这支部队活跃在胶济铁路沿线，炸火车、扒铁轨、袭扰据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传奇。
●地火烈烈：矿工和农民的呐喊
淄博的煤矿坑道里，常年不见天日，矿工们在黑暗中劳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淄博矿区工委根据山东省委迅速组建抗日武装的指示，加快了工作步伐，他们深入矿井，发动矿工们起来反抗。
在张店洪沟村，党支部书记孟金山根据淄博矿区工委指示，召集了高光宇、邹光君等十几名抗日骨干。昏暗的油灯下，大家的脸都黑乎乎的仅能看清个轮廓，只有眼睛亮得惊人。“鬼子要是来了，抢东抢西，我们就只能等死！”大家纷纷响应，决定组建抗日游击小组，用自己的方式保卫家园。
很快，洪沟村、小田家庄、瓦村等地的矿工们都组建了游击小组。他们利用对铁路的熟悉，开始进行小规模抗日活动。1937年12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寒风刺骨，高光宇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悄悄地摸到了张店铁路警务段。这些常年在黑暗中工作的汉子，身手敏捷，翻墙如履平地。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值班的伪军，缴获了10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按照淄博矿区工委的指示，他们用缴获来的武器武装了矿区和铁路工人抗日游击小组及洪沟农民游击队。
1937年12月底，淄博矿区工委将各游击武装队伍共100多人汇合在一起，参加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被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这些工人出身的战士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他们不怕苦、不怕死，懂爆破、会挖洞，成了队伍里的技术骨干。
1938年1月，省委派到淄博矿区领导抗日武装的红军干部韩明柱，率第五军第四中队进驻淄川县二区佛村。没想到，当地的“铁板会”受到日军蛊惑，对这支抗日队伍产生了误解，竟然发动了袭击。事件发生后，淄博矿区工委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按照省委指示，张天民、孙学之到大窎桥、瓦村，同张凤翔、韩寿堂等一起，恢复重建第四中队。第四中队重建后，由韩寿堂任队长，孙学之任指导员。这支部队沿街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扩大了抗日武装的政治影响。第四中队一直活动在淄川县二区佛村一带，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2月，淄博矿区工委在淄川大窎桥村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四中队。第十四中队攻打淄川城后，根据斗争需要，分为两支队伍，队员全是矿工和农民，共有300余人。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扰日军的据点和运输线，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农民们的抗日热情同样高涨。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抗日武装缝补衣服、做布鞋，有的还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给战士们充饥。在日军进占淄博前后，分散各地的党员坚决执行省委关于迅速组建武装进行抗日斗争的指示，纷纷组建抗日游击队。景宜亭在周村创建八路军抗日独立第四旅，后编入八路军第四支队第四团；石潇江与石一宸创建了第五军第十二中队，后编入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八团；董琰、边裕鲲等人在沂源境内创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十二中队；孙鸣岗、孙健萍等人在现高青县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后编入八路军三支队。
从黑铁山到胶济线，从煤矿坑道到山村院落，淄博的抗日武装像一道道坚固的屏障，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这些队伍里，有穿长衫的书生，有扛锄头的农民，有拿镐头的矿工，他们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却因为共同的敌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他们用简陋的武器对抗着装备精良的日军，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家乡的长城。
如今，黑铁山的红旗虽已化作纪念碑上的浮雕，矮槐树村的铁轨旁早已长满了青草，但那段全民抗战的历史，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永远是淄博大地上厚重而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