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晓雯 通讯员 孙长年
历史的硝烟散尽，但当年矿工的呼喊、机器的轰鸣、日军运煤列车的“哐当”声，仿佛仍在回荡，仍在风中低语那段被掠夺的历史。潮湿的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矿井深处的煤尘味；山铝瓦罐房的青砖缝中，凝结着劳工们未干的血汗；金岭铁矿的废矿坑边，碎石在脚下滚动的声响，像极了当年矿工们沉重的脚步声。
从淄川煤矿的巷道到金岭铁矿的矿坑，从周村火车站的铁轨到山铝瓦罐房的残垣，这些遗址将日军对淄博煤炭、铁矿、铝土矿等资源的系统性掠夺串联起来，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
●黑色掠夺：煤炭资源的浩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日军铁蹄踏入淄博的那一刻，皮靴碾过厚土的声音与地下煤层的沉默形成诡异的共振。作为华北重要的煤炭产区，淄博的优质焦煤是钢铁冶炼的重要燃料，早已被日本军部列入“战略必需资源”清单，他们迅速将淄博的煤矿纳入殖民统治体系。
在淄博煤矿博物馆，泛黄的《淄博煤矿史》摊开铺在玻璃展柜中，记录的数字因岁月侵蚀而微微晕染，却依然清晰可辨：1938年至1945年间，日军从淄川煤矿掠走煤炭761万吨，占同期矿区总产量的39.76%；悦升煤矿的317万吨煤炭也被强行运走，相当于每天有2000吨优质煤从淄博土地上消失。博物馆工作人员轻轻翻动档案册，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里，仿佛能听见当年矿车碾压铁轨的轰鸣。这些煤炭经胶济铁路转运至青岛港，最终在日本本土的军工厂里化为烈焰，用于熔铸屠戮中国人民的枪炮。
“爷爷常说，井下就像人间地狱，黑得连影子都看不到。”原淄矿集团史志办副主任赵海喜坐在北大井遗址的石凳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水泥台面。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层层打开后，露出一块边缘磨损的木牌，上面有一个用烧红的铁针烙的“赵”字和一个模糊的编号。“这是我爷爷当年的下井牌，每次下井前，他都要把木牌交给井口的日本监工，像交出自己的命。”
1935年5月13日黎明，薄雾还没散尽，淄川煤矿北大井的井口已挤满了矿工。赵海喜的爷爷手里攥着半个窝头，牙齿咬下去时，玉米面渣子嵌进干裂的嘴唇。上午9时许，井下突然传来闷雷般的巨响，紧接着是矿工们撕心裂肺的呼喊。
“水，大水来了！”涌水以每分钟443立方米的速度吞噬巷道，像一条暴怒的黑龙，顺着矿道疯狂蔓延。赵海喜的爷爷所在的第8层巷道地势较高，他和几个工友顶着齐腰深的冷水往井口爬，能听见下层传来的绝望呼救声，那声音在水声中忽远忽近，最终被浑浊的黑水彻底淹没。
“爷爷说，他一辈子都忘不掉那声音。”赵海喜的眼眶红了，“536名矿工啊，其中淄川区一个村就有14人遇难，有户人家父子三人全没上来。”惨案发生后，日军没有组织有效救援，为了保住井口设备，反而下令用水泥封堵巷道。据《淄博矿难史料汇编》记载，当时有30余名矿工扒开通风孔爬至井底平台，在黑暗中坚持了三天三夜，最终还是被不断上涨的水淹没。如今，北大井透水惨案死难矿工墓的石门上，那536个名字被整齐刻在石碑上，阳光穿过石缝照在“王”“李”“张”等姓氏上，每一笔都像一滴凝固的血泪。
这样的矿难并非孤例。在淄博煤矿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1942年的《井下作业日志》，日文手写的字迹潦草而冷漠。3月18日的记录写着：“东翼巷道渗水，继续开采”；4月5日则记：“顶板松动，照常出煤”。赵海喜指着这些文字说：“日军根本不管安全，他们要的只是煤。”据统计，1915年至1945年间，淄博矿区发生45起透水事故，2021名矿工被冰冷的地下水吞没，平均每起事故夺去45条生命。那些侥幸躲过矿难的矿工，也逃不过监工的皮鞭。矿工们每天要在井下劳作14小时，稍有懈怠就会被日本监工用铁棍殴打。饭食只是掺着沙子的小米粥，很多人不到半年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周村火车站旧址的铁轨早已锈迹斑斑，但铁轨衔接处的磨损痕迹依然清晰。1937年日军占领周村后，立即对火车站进行改造，铺设专用货运轨道，修建能容纳5000吨煤炭的货场。当地老人回忆，那时的火车站夜间灯火通明，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照在排队等待装货的货车上。“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多列货车从矿区开来，铁轨被压得咯吱作响，连地面都跟着震动。”《胶济铁路货运档案》的微缩胶片里，记录着1941年的运输高峰：仅7月一个月，就有38列货车从周村站出发，每列挂着20节车厢。这些煤炭90%以上被运往日本本土，成为军工厂的燃料，支撑着侵略者的战争机器。
●血色矿藏：铁矿与铝土矿的劫难
临淄区金岭回族镇的山峦如今草木葱茏，但在半山腰的裸露岩层上，仍能看到深浅不一的炮眼痕迹。1914年，日军从德国手中夺取金岭铁矿控制权后，立即架设铁丝网，竖起“禁止入内”的日文标牌，将这片富含赤铁矿的山地变成了封锁区。当时的矿场监工佐藤在日记里写道：“这里的矿石含铁量达60%以上，是上帝赐予大日本帝国的礼物。”
有一份1919年的《矿石产出报表》，详细记录着日本掠夺资源的速度：1月产矿1.2万吨，2月产矿1.5万吨，到了年底，单月产量已突破1.8万吨，最高日产量达600吨。这些矿石被装上窄轨火车，经张店转运至青岛，再装船运往日本八幡炼铁厂，到1921年3月，28.02万吨矿石从金岭消失，足以建造3艘万吨级战舰。在全面侵华期间，日军更是变本加厉，在矿场周围设立“劳工营”，从山东各地强征农民充当矿工。“劳工营”四周有电网，晚上睡觉要挤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每天天不亮就被刺刀逼着下井。
矿坑深处，日军采用“梯段式掠夺”，只开采富矿层，对贫矿弃之不顾。矿工们用最原始的鹤嘴锄和箩筐作业，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巷道里，粉尘浓度高得让人睁不开眼，很多人得了矽肺病，咳嗽时能咳出黑痰，最后活活憋死。日军为了提高产量，甚至让矿工在矿体下方直接爆破，导致多次塌方事故。1943年夏天的一次塌方，掩埋了20名矿工，日军只派人扒出5具尸体，就用黄土填平了矿道，继续在上方开采。就这样，8年间300万吨矿石被掠走，富矿被彻底掏空，留下一个深达80米的巨大矿坑。
在山铝瓦罐房遗址，几排青砖拱顶的平房沉默矗立，屋檐下的蛛网在风中轻轻晃动。这些1943年建造的宿舍，每间长8米、宽3米，却要住20名劳工，人挤人躺成两排，连翻身都困难。瓦罐房的墙壁上，至今能看到劳工们用指甲刻下的划痕，其中“1944.52”的日期旁，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家”字，笔画深深嵌入砖缝，像是用血泪写成。
当时，日军为了掠夺铝土矿，成立“华北轻金属公司南定工场”，从博山、淄川等地强征3000余名劳工，在这里进行氧化铝生产。生产使用陶制瓦罐，把铝土矿和石灰石混合后装入罐中，在土窑里用木柴煅烧。这种原始的土法烧结工艺非常落后，每生产1吨氧化铝就要消耗20吨矿石，80%的资源都被浪费。而窑炉旁的温度高达60℃，劳工们只穿着单衣，脚踩草鞋，在监工的呵斥下不断添加燃料。7月的正午，阳光直射在窑体上，表面温度能烤熟鸡蛋，不少劳工中暑倒下，被拖到旁边的“病号房”，其实就是等死的棚子。仅1943年至1945年间，就有近千名劳工死于高温、劳累和疾病。他们的尸体被随意埋在附近的乱葬岗，如今已找不到确切位置。
1931年到1945年，日军在淄博掠夺的铝土矿达120万吨，若用于中国自己的工业建设，生产的氧化铝足够建造500架战斗机。这些资源被日军用于制造战机和坦克，成为侵略的工具。1945年的东京审判中，盟军提交的证据显示，从淄博掠走的铝土矿，直接支撑了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装备补给。
●岁月伤痕：从罪证到警钟
岁月流逝，当年的开采设备早已锈蚀，但历史的伤痕从未淡去。在淄川煤矿的老井口，一台1938年的蒸汽绞车静静矗立，钢铁齿轮上的齿牙已磨平大半，却依然保持着拉升的姿态，像一头疲惫的巨兽，永远定格在最后一次运转的瞬间。绞车旁的木牌上写着：“此设备每天工作20小时，8年间拉升煤炭150万吨。”
北大井死难矿工墓前，一束束白菊在风中摇曳。每年清明，淄矿集团的职工都会来这里献花，退休老矿工们拄着拐杖，抚摸着石碑上熟悉的名字，眼睛里泛起泪光。
瓦罐房的墙壁上，除了“家”字，还能看到劳工们画的简易地图，用炭笔勾勒出从淄博到济南再到老家的路线。这些劳工大多是被强征来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家。在一间保存完好的瓦罐房里，复原了当年的场景：土炕上堆着破烂的稻草，墙角放着一个豁口的陶碗，碗里还残留着类似小米粥的痕迹，墙上挂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单衣，衣料薄得能透光。
金岭铁矿的废矿坑边，村民们在劳作时还能捡到当年的矿渣，这些暗红色的石块上，仍能看到冶炼过的痕迹。矿坑周围的山坡上，植被长得格外稀疏。由于当年的掠夺式开采，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很多农作物都不能在这里生长。
如今，这些遗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纪念日，很多学生会来到北大井，在死难矿工墓前举行入团仪式，赵海喜老人的讲述总能让年轻学子们红了眼眶；山铝的青年职工在瓦罐房前，听老工人讲述祖辈的苦难，斑驳的墙壁与年轻的脸庞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周村火车站的铁轨旁，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小手抚摸着锈迹，听铁路老职工讲那些被运走的煤炭背后的故事。这些场景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鲜活的教材，它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落后就要挨打”。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消沉，他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淄川煤矿经过生态修复，已建成矿山公园，昔日的废矿坑变成了人工湖，湖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山铝瓦罐房周边建起了现代化的氧化铝车间，先进的工艺让资源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金岭铁矿的废矿坑被改造成地质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矿藏的形成与保护。
这些遗址永远留存，成为民族苦难的记忆。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淄博煤矿博物馆的墙上,那些被掠夺的煤炭、铁矿、铝土矿，早已化作历史的警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回响。这沉重的回响在提醒后人：唯有国家强大，才能守护家园；唯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