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起初动意写《工厂“俗人”》这个系列，没打算写这么多，我往前看了看，第一篇《我的师傅》是去年三月份写的，一年多下来，共写了四十篇。写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目的，边忆边写，无非是给自己找点事做，免得无聊，这样反倒轻松了，那些曾经的、快要淡出记忆的人物也一个个跳将出来，似乎在排着队等我写他们。
从十八岁到四十八岁，整整三十年，这段光阴是在工厂里攥紧又松开的。对工厂，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么一大把时间沉甸甸地揣在怀里，是怎么也扔不掉的。既然扔不掉，还不如记下来；我不记，恐怕也没人会想起记这些。至于记下来有什么用，就不去考虑了，况且，写作这些年，我也从没以“有没有用”来作为标准。
无论是《大焦》《小宗》，还是《侯七》《娄二》……主人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一线工人。他们披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穿行在同样油渍麻花的机器之间，很难分清谁是谁。可当你真正走近，才发觉他们各有棱角，各有脾性，各有各的苦辣酸甜。
年轻时写散文，写得很孤独，如今早就没有这种情绪了。尤其在写《工厂“俗人”》时，非但不孤独，反而心里满是热闹和温暖，仿佛当年那些工友又都聚在了一起，干活、吹牛、拌嘴、喝酒。逝去的往往才是美好的，身在其中并未觉得有多珍贵，可当一切成为回忆，才发现那真是一段快意的日子。
本该上大学的年纪，我走进了车间。当时满心懊恼，但回过头看看，那段历程给予我的，一点也不比大学少。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品质高尚的，素质低下的；大度包容的，自私狭隘的；阳光纯真的，心思晦暗的……写的时候，我尽量如实还原，当时是什么样，笔下就是什么样，不刻意渲染“正能量”，也不回避“负能量”。当然，往事虽未如烟散尽，记忆有时却靠不住。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一些人物像被水洇湿的画，轮廓模糊了。好在我写过小说，看不清的地方，就用想象填补。他们的真名我也隐去了，尽管有的已不在人世，不怕他们从地下钻出来对号入座，但终究不愿将人家的真名实姓公之于众。这么一来，所谓的“真实”，也只是相对的了。其实，散文也好，小说也罢，都是发生过、存在过的。任何文字，都脱不开自我，脱不开经历。人物可以塑造，但要有原型；现实可以渲染，却必须立足真实。不然，人物就失去了血肉，现实也没有了可信度。
写完这四十篇，意犹未尽，总觉得我接触过的那些“俗人”，个个写出来都是故事。在个人的公众号陆续发着，在本地报刊也发表了一小部分。为数不多的读者里，少有“业内人士”多是昔日的工友和在工厂待过的人，读后引发了共鸣。有的给我打电话、留言，没有客套话，没有廉价点赞，实实在在地读了，认认真真地和我一起回忆了。这给了我莫大的欣慰。如果说写这些文字还图点什么，那么，这大概就是唯一的念想了。
写完了，心里却不如写的时候轻松了，那滋味就像是送走了一伙远道而来的老友。车间的喧嚣与气味、机器的轰鸣与工友的嬉笑，又在脑海中活泛起来。这些文字，终究是给那段浸透了机油与汗水的岁月，立下的一块小小碑石。碑上刻的名字，是虚构的；碑下沉睡的故事，却是真的。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俗人”们，这些流水线上沉默的螺丝钉，构成了那个时代真实而坚韧的肌理。
我们曾一同在巨大的钢铁骨架下穿梭，用扳手和榔头敲打着生活的节拍。他们的“俗”，是烟火人间的本真。他们会为奖金斤斤计较，也会为工友两肋插刀；会因生活艰辛愁眉苦脸，也会因发下超额奖而开怀痛饮；有鸡毛蒜皮的算计，也有推心置腹的肝胆。正是这泥沙俱下的“俗”，蕴藏着生命最蓬勃的元气。
写作，或许就是一种最笨拙的抵抗，抵抗遗忘的潮水。我记下他们，并非要塑造什么，只是想让这些被淹没的个体声音，不至于彻底消散于风中。他们的故事微不足道，却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切片。在这个崇尚“有用”的时代，记录这些“无用”的凡人琐事，本身就是一种固执的纪念。当读者在文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共情的那一刻，这些“俗人”的故事便赋予了新的生命，并在不同的时空里继续流转。
车间棚顶上昏黄的灯光，还在记忆的深处亮着。灯下晃动的人影，都在时光里凝成一帧帧永恒的瞬间。他们教会我的，是直面生活，拥抱平凡的力量。我写下他们，最终也写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