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
1999年，36岁的王跃文凭借《国画》一举成名。这部描写官场风云的小说把王跃文推上风口浪尖，一时间洛阳纸贵，风靡全国。
说起写官场的历史，王跃文觉得《史记》里的“本纪”“列传”是最早的“官场小说”，而他最感兴趣的官场小说只有一部半（一部《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只能算是半部）。现当代以来，写官场小说，有的走伪现实主义的路子；自己写官场，主要还是因为对官场的生活了解得多一些。有人说，《国画》是一部郁愤之作，王跃文很认同。对于在县、市、省三级政府都待过的王跃文来说，虽然经历了17年的官场生活，但他依旧保持棱角分明的性格。
他只有写作。对于现实官场的观察与忧思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众多故事，胸中的郁闷之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慢慢挥洒而去。像是在暗夜的隧道中行走，突然透入一线光亮，他的人生变得通透豁达。延续《国画》的风格，在《梅次故事》中，他固守批判的立场，发出作为知识分子独立而真实的声音。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知识分子来说，可贵的是其批判态度。任何时代，应该允许有批判的声音。”王跃文的率性文字，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真正走进了读者心里。
有评论说，官场小说盛行，是因为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王跃文说，事实上，不论是文学话题还是社会话题，现实让人关注的东西太多，才有人愿意看；通过写作表达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读者关注官场小说，就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幸福，这才是本质的原因。“要求通过文学作品全面反映生活是做不到的，文学没有这样的义务，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合理。文学中的生活比现实更真实，生活比文学更有戏剧性。”
许是岁月的磨砺，让当年锋芒毕露的王跃文，在步入中年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稳健。在《苍黄》中，他对于当下社会现状的叙述已是从容淡定，甚至有了诗情画意。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王跃文的新作，离官场远了，有些行政构架甚至显出凌乱。王跃文解释说，小说本是虚构的东西，混淆行政体制，是有意为之。“《苍黄》在县一级的基层官场看来，相当真实。”
从《国画》《梅次故事》到《西州月》《苍黄》，一系列小说为王跃文奠定了官场小说中的领军地位。
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今天的王跃文？我暗自观察，眼前的王跃文儒雅温和，幽默真诚，在朋友眼中是个口碑不错的谦谦君子，哪里有半点嫉恶如仇的个性？其实不然。王跃文说，自己天生悲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观，而是深层次的对人性的悲观。考察官场，如果官场中人只把权力追逐作为人生目标，注定其人生是个悲剧。我们耳闻目睹那么多的官场人的悲剧，不管是因权力斗争而败北，还是因贪污腐败而获罪，说到底都是人性的悲剧。官员们只有真正奉献，才会从权力崇拜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性自由。但是，谈何容易。”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王跃文本能地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更不愿屈从别人，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对自己有着清醒认识与深刻反思的作家，是值得敬重与期待的。“我思故我在。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王跃文说，他希望有一天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文字从头到尾再梳理一遍，多少年后回望时，能够感到欣慰，还能得到读者的承认。他说：“真正好的作家，小说要贴着地面写，要让读者回到现场。”
2022年，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面世。小说描写发生在南方普通乡村——沙湾村的日常生活，但这日常烟火中无一不反映着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在创作中，王跃文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小说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的人生积淀，凝聚了他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这部以湘地乡村风云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被评论家视作“具有某种史诗品格”。
《走神》则是王跃文的最新历史随笔集，收录其以敏锐而独特视角解读历史的随笔32篇，分为“大人们的坏脾气”“权杖与华表”“仁者·君子·凡人”三辑。基于多年来对中国人文典籍及野史杂谈的阅读，书中撷取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轶事轶闻，生发思考或感悟，既有历史考问，又有人生哲思，更有时代回响，语言兼有古朴、雅致、清新、幽默等多种风格，读来益智、明理、养心。
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宽泛，有关于民主、法制、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等大话题的，也有关于人性、怪癖、日常等平实话题的。比如《伏尔泰和年羹尧》《袁世凯的稻草龙椅》等文章，揭露帝制的专制本质和封建官场的可笑游戏。
王跃文认为，读史书，第一读到的是轮回，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第二读到的是敬畏和谦卑。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演进和流变，做人、做官、做事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现代人只有守住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才谈得上有新的价值建树。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家山》主题的？
王跃文：我想写《家山》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念头大概起于十年前。某个深夜，我翻阅放在家里很久的《三槐堂王氏族谱》，读到先辈的很多故事，为之心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普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终老。当他们都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我心里颇为不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写写他们的故事，这是我想创作《家山》最初的动机。但是，当我研究了那个年代的史料，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起的许多旧故事，小说的格局又更为开阔了，不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家山》扎实、丰富、辽阔，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舒晋瑜：《漫水》是您对记忆中的乡村一次深情的回望，写了一系列乡村人物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家山》又是一次对故乡的漫长回忆。您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回望故乡？
王跃文：我出生在乡村，直到19岁离开，上了大学，再参加工作。我先在县里工作，再到市里工作，32岁到省城长沙工作。我27岁才开始写小说，但我在40岁前几乎没有写过乡村生活。40多岁的时候，故乡的人和事突然引起我巨大的创作欲望。我从那时起，写了很多有关乡村的中短篇小说，包括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漫水》。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外面的世界，反而更向往乡村。
舒晋瑜：《家山》显示了您对于历史文献和乡村方志的熟稔，为写作这部大书，您做了充分的准备吧？
王跃文：我写的是南方乡村，具体来说是以自己出生、成长的漫水村为故事原型地，但我对中国各地农村都做了些了解，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各地相关史志及相关研究专著。所谓“人事有代际，往来成古今”，历史是延续的，我小时从听故事及生活日常中也可以感觉到上辈人生活的模样。
舒晋瑜：我以为54万字的《家山》会对阅读带来障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家山》写得厚重、朴素但富有诗意，人物形象个个鲜活，令人过目难忘。小说描写了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20余年的乡村生活，写得波澜起伏，情节抓人，很多细节让人泪目。驾驭这部书，对您来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王跃文：我创作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难度。只是觉得知道的东西太多，必须坐着不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有时开玩笑想，不是有人正在研究人机联通吗？能插一个“U盘”在太阳穴上，自动输出小说多好！很多构思时想写的细节或故事，落笔时又舍弃了。写小说酣畅淋漓的状态很叫人陶醉，但也不能图手底快活，需要舍弃时要下得了决心。一切服从人物塑造、服从故事讲述、服从小说结构。
舒晋瑜：有评论称《家山》是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的确，这部作品集乡村生活之大成。
王跃文：我想写出一部真正像中国人的小说。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事、农具、农作物、农历节气、农村劳作及乡间风物、乡间民俗等等非常熟悉，这些作为人间景象进入到小说里，气息极其浓郁，且极富诗意。我在《家山》里多次写到婚礼和葬礼，婚礼都喜庆，葬礼都庄严，却都不重复。小说出版了，我私下做了一个测试，即随意从哪里翻开，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满意地读下去。还行吧，都能读下去。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好好享受文学舒缓之美、灵动之美的小说。
舒晋瑜：在写作《家山》的过程中，您也经历了复杂的人生体验吧？
王跃文：我写作《家山》时，自己完全回到了笔下的年代，笔下的人物似乎不是我虚构的，他们好像每日同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我同小说人物共悲欢、同哭歌。我非常感恩《家山》的创作过程。
舒晋瑜：写作30多年了，如何评价《家山》对于您的独特意义？
王跃文：《家山》是家乡对我的丰厚馈赠，我由衷地感谢家山厚土。我写的是我的家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家山。人心都是相通的，相同传统和文化的人更是血脉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的《家山》也许能够通向每个中国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