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本报讯》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地写了近三年。起初动笔时我还上着班，于采写新闻稿件的间隙，忙里偷闲地写一点，思维也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之间来回转换。好在没有压力，能写就写，写不动就暂停。
退休后，时间相对充裕了，又把搁置有日的小说拿出来，想接着往下写，文气却中断了，故事也难以为继。但小说里的人物像是旧相识，他们既然已经在小说里存在了，就没有理由不继续存在下去。我便活泛了下心思，不再刻意从故事入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上面，让人物带动情节，没想到峰回路转，看似死胡同的地方竟被盘活了。
我依旧像当年写长篇小说《“驸马”之死》那样，每天五百字左右，如同懒汉耕田，写完就算，多一点也不干。就这么五百字五百字地攒到了二十万字。小说的大结局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高烧和“刀片嗓”的煎熬中完成的。其实这并不代表我有多少使命感，只是觉得这是人生一次难得的遭际，对自己也是一个印象极深的纪念，就像听到一首歌会想起某个人或某个场景，以后每当我看到这本书，也会想起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无论是喜乐还是伤悲，毕竟发生过，我也经历过了。
2023年年初，终于沉下心思，把小说从头至尾捋了一遍。写的时候没顾上字斟句酌，推敲琢磨，仔细一看，错误不少，一一改过后，心里才稍觉踏实。
在当今各种新媒体不断兴起的浪潮下，人们逐渐习惯了运用手机和网络获取信息的方式，传统媒体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本报讯》截取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旨在通过对一系列不同人物、不同形象、不同命运的刻画和塑造，展现新老报人的坚守与担当、矛盾与冲突、纠结与迷茫。至于能否做到，我没有太多的自信，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流经的岁月一个交代。
小说先是在张店区作协公众号上连载，后又在《齐风》杂志选登了四期。对最先推出《本报讯》的这两个平台，我始终心怀感激。
那段时间，也有读者和同事或电话或留言，希望能早日看到《本报讯》的纸质版本。而在我看来，一本书，完成了，是它的命；能否出版，是它的运。随着《本报讯》杀青后的兴奋劲儿过去，突然觉得失去了目标，惶然四顾，来路苍茫，前路氤氲，举步迟疑。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让一切尽快回归正常。往后的日子，肯定还是把读和写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但更多的是依心而行，率性而为。
如今，季节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了，常常是热着热着一下就冷了，冷着冷着一下就热了；对人而言，也是活着活着一下就老了。三十多年的工厂生活，十几年的报社历程，汇集成一本散文集、两部长篇小说，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人到了一定岁数，少了些攀比，多了份谦卑。对我来说，虽说此生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但也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已是最大的满足了。而像我这样有点“社恐”的所谓作家，写出的作品能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关注，能有机会把自己三年来的心血凝成厚厚的一册，真令我既欣慰又忐忑。
机会来自一本叫作《东方作家》的民间杂志，严格地说，是来自《东方作家》的创办人也是杂志社社长的谭延明先生。多年来，他甘做“文学爱好者的垫脚石”，以他的文学情结、大爱情怀，扶持了大批作家和文学新人。没有谭延明先生和《东方作家》的大力支持，我的这部《本报讯》也许至今仍难见天日。
《本报讯》连载期间，昔日的报社同事、文友以及不少亲朋好友在阅读和转发的过程中，及时指出了一些问题。随着不断连载，也在不断删改，才使得《本报讯》日渐完善起来。
一本书，无论以何种方式面世，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一种很深的缘分，更是一个生命同这个世界的文化关联。
前几天，在家待不住，带着一本书、一瓶矿泉水，来到淄博高新区的一个公园，坐在草地上，微风吹来，感觉比在家里惬意得多。我摊开书，随意地读着。旁边是一对带着宝宝的小夫妻，宝宝在草地上爬着，不哭也不闹。此时我正读到书里的这段话，“书籍的出版，就像一个‘婴儿’迈出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正如每一个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风雨一样，书籍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方能愈加成熟和完善。”
我突然一阵恍惚，这些汉字似乎从书里飞出来，在宝宝的身边翩翩起舞。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每一本书，只要写出来，就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