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兆寿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过舒晋瑜的一些文章与著作，主要是想介绍给我那些怀着记者梦的学生们去读，让他们以舒晋瑜为榜样，甚至以她为方法去学习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最后做一个文人。
我曾经做过一年新华社的实习记者，写的第一篇新闻稿件就遭到当时编辑部主任的质问：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你采访过哪些人？你读过哪些材料？我当时就蒙了。因为对那篇稿件所述的内容我是非常熟悉的，认为不必采访；所写的人物在国内并不多见，做那些事的人不多，得出那样的结论易如反掌。可是经他这么一问，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结论有些贸然。于是我又查阅了很多材料、到很多高校采访，并打电话向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的专家询问，尽管最后得出的结论并无差别，但心里踏实了。那是我在新华社发表的第一篇稿件。后来我做过十年的编辑记者，基本采用的是这个方法。再后来做学术也是这个方法，首先阅读相关材料，然后再旁征博引，尽可能使自己的结论变成一个大多数人都确信的观点。我也常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希望他们能得到启发。
再后来，我转到教学岗位做老师，写小说，与记者打交道换了个个儿——我成了被采访者。二十年过来，印象最深刻的记者有两三位，其中一位是舒晋瑜。很多记者从我这里要了书和相关材料，因为忙，并不看书，直接编辑了相关材料发布新闻；但晋瑜不同，尽管也拥有相关材料，但她要先看书，认真地看。她第一次采访我是关于《荒原问道》。她说出第一句话时，我看到书里有她用笔划过的痕迹，便确信她是看过了的，对她便有了信任和好感。采访中原来那些材料她几乎没用，而是用了她个人式的一个视角。我以为第一次是这样。到《鸠摩罗什》时，她参加了这本书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当时没有发言，坐在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后来她仍然是看完了书，并参考了研讨会上众多的观点，展开询问。
她是那种常常对你温和地笑着打招呼的人，但采访起来还是挺严肃，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认真地记录着。采访完后又莞尔一笑，让我们共同回到日常。她的声音也有特点，小心、温和，细声里带着一丝微微的沙哑。不讨好，也不自卑，既很尊重你，又很自重，保持着与你的亲近，但又不失必要的距离，使人疑心是兄弟，但她又是女孩子，便知道是好朋友了。
正是有了这种深度阅读，她的心和你走得很近，常常有共鸣；正是因为她的稳重、踏实和亲近的声音，使你觉得她的采访是最好的，值得信赖的。她总是放下自我，放开一切执见，去接受你，读懂你，然后又重拾自我，作出判断，但并不将这种判断早早地拿出来，而是谦逊地把这判断放在远处，仍然任你讲述，任你放飞自我，只是她早有预备，所以也并不一味地跟着你走。她有自己的价值观、深藏不露的判断，甚至令你毫无觉察的语气。
我想，这样的感受可能是所有接受过她采访的作家的共同感受，因为有很多作家和学者都曾写过文章谈论过她。她采访过许多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他们都有对话。对，后来更多的是对话。这是我要说的她的第二个特点。
大概正是因为她低调地倾听、认真地阅读文本以及她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时间长了，她便成为评论者，也成为真正见证当代文学发展的踏实的记录者和思考者。是的，她不仅仅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有洞见的评论者，只是她不是以评论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对话的方式出现。她发出的疑问不仅仅是来自文学本身和作家内部的问题，而且有对这个时代有痛感后的诸多思考的发问，所以，她的疑问往往都是作家们乐于去思考并回答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记者。她平等地对待着所有自己采访的对象。
作为一位记者，她在思考新闻背后的真相、思想和时代精神，尤其是当她接触了那么多的作家、学者之后，便也命运般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只是她没有以那样的作家的面貌现世。但她这些年一本本地出版她的对话集时，我似乎看到了她的一个模糊的身影。当我仔细辨认那个身影时，已然是一个文人的模样，无所谓性别，也无关乎职业。
她正是我当年在新华社实习时见过的一些老记者的模样。那些早年在时代风云中穿梭的记者，因为一日日一年年的积累，也因为一天天一夜夜的阅读与思考，有太多的问题要研究，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在晚年时他们都成了某个领域的专家、思考者。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其实也正是那些好记者的命运。
晋瑜便是这样的人，也拥有这样的命运。她的《倾谈录》便是见证之一。我忍不住地会猜想，再过些年，她会不会也写散文或小说，或者直抒胸臆，写下一本《遇见》或《那些尚未说出的话》。但无论怎样，我想，她的晚年一定是思想者。她拥有这样的朴素的面相。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其实还是想给我的学生们介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倾谈录》如何去打开，更主要的是想以这样的形象和文字，在他们年轻的心上，画下一个叫舒晋瑜的记者的形象。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