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作华
看着餐桌上冒着热气的元旦饺子，我心中感慨万分。
如果人生用不同的“食”段来表达，那我78年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中国普通百姓从摆脱贫穷落后到奔富向强，追求幸福生活的缩影。
清贫是孩童时的我对于博山的最深印象。在那个缺吃少穿、特别艰苦的年代，最大的幸福就是吃饱肚子。然而“食”段记忆里多是酸涩和苦楚——1958年以前，元旦这天没有吃过一次饺子。平时就吃煎饼，有时连咸菜也看不见。
1958年3月，我和老母亲享受政策待遇实现“农转非”吃上了商品粮，物质生活水平比在老家时有了明显提高。然而，之后因为自然灾害，粮食减产，1958年底到1960年初，是最难熬的两年，能有吃食成为每天的“朝思暮想”。
1960年7月，我考上了国家包吃、包住、包全部学业资料供应的淄川洪山技校，尽管这四年的生活仍旧清苦，但起码勉强能填饱肚子。1964年7月，离校前的毕业大会餐——食堂的师傅们把酱肘子、东坡肉等“硬菜”都摆上了饭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听说我被分配到安徽宿县，老母亲的眼泪扑簌簌，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在外吃不好。
生活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我在宿县从事了半年左右的野外地质勘探工作，因为成绩优异，在餐食上备受关照——厨师长开小灶——滑溜猪肝、爆炒肉片、安徽名吃米粉肉直接扣在白米饭上。那时心情舒畅，我的体重3个月增了15公斤。那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1964年春节前，我的工作地点从安徽宿县调整为江苏徐州，一待就是6个年头。在这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号称“天下第一汤”的糁（sa）汤，味美极鲜。而淮海路南侧小吃街的灌汤包，尽管只有一元四角一斤，但对于月工资只有38.61元的我来说，只能是用来解馋的。
1970年至1980年，我回到故乡淄博在张店工作，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层”生活。两口子不足80元的工资，承担着全家五口人的日常开销。整个冬季都是大白菜当家，偶尔一次白菜炖肉，按人头分到5个碗里只有几片，老母亲把她那一份放到我碗里，我爱人把肉片拨给两个孩子，而我碗里的肉最后也分到在孩子们的碗里。
赶上好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在市电机电器公司工作的10余年中，饭食日渐丰盛，从吃好到吃饱，再到吃得营养健康，“食”段记忆开始多彩，生活开始精彩。
一眨眼就到了退休年龄。后来，我来到上海照顾孙辈，开启了“沪漂”生活，也从单纯的“吃货”到了独当一面的家庭主厨。任何人都不是孤独地活着，即使远在他乡，我们身上始终携带着来自故乡的印记。“沪漂”期间，家庭主厨的食谱上，家乡菜是主角。硬菜当然少不了博山酱牛肉、博山炸肉，特色菜必须有豆腐箱、爆炒腰花、水晶肘子、砸鱼汤。
静下来的时候，我常想，做好一顿饭，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做饭如做事，同样需要心智和才华，同样需要耐心和毅力，特别是在浮躁的社会心态之下，能够平心静气而且持之以恒地在家用心做饭，这本身就是对家人的一种爱的表达。当家人们对我制作的美味佳肴给予肯定和称赞的时候，特别是外孙伸出大拇指说姥爷是“厨神”时，我心里甭提多恣了。这样的“食”段，是享受的，更是畅快的。
前段时间，社区食堂开业了。我这个人对新鲜事物有一种好奇感，抽空特地去社区食堂进行了参观和品尝。
社区食堂里，就餐的顾客人来人往。有汤圆、小笼包、新亚大包、大娘水饺、兰州拉面等各色面点，也有清炒白菜、韭菜豆芽、水煮冬瓜、红烧黄鱼，狮子头拼卤蛋、糖醋小排等多种菜品，花样品种随意挑选，价位在5元到15元之间。抬眼望去，整个餐厅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拿着办好的饭卡，我从七宝镇大汤圆开始体验。这种汤圆分荤素两种，个头跟鸡蛋差不多。阿姨把肉馅和黑芝麻馅料包进汤圆里，说“下锅4分钟即可，稍等……”
人生是不同时段的精彩，更是不同“食”段对于美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