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坤隆
人生如白驹过隙。当失去亲人之痛降临自己时，对这句话可能才会有更真切的体会和感悟，才会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短促与紧迫。
今年9月5日是父亲五周年祭日，可在我的内心深处，父亲的离去却仍然像是一次远行。
在与病魔抗争了一百多天后，虽然他老人家在最后的日子仍是那样清醒和坚毅，但还是不能改变生命之神的安排，在我们兄弟姊妹求医问药而不能回天，在周围人的无可奈何中，父亲于2018年9月5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平凡的，但在他身上却有着劳动群众最经典的品质：吃苦、勤劳、节俭、宽厚。
我们家世代居住在博山南部山区、淄河上游一个美丽富饶的山村——盆泉村。这里西望泰岱，南接沂蒙，淄河从村南蜿蜒而过。村里土地肥沃，应是淄河小型冲积平原，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素有“常熟川”和“小苏州”之称。村南有一泉，口砌盆形，村名即由此得来。明洪武初年，魏氏先祖四公从北直隶冀州枣强迁居此地，自此祖祖辈辈在这里历经风雨，繁衍生息650年。
父亲生于1941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年闰六月，父亲后六月出生，是家里的长子。那时我爷爷兄弟两个，我大爷爷（也就是父亲大伯父）参加八路军在外参加抗战，在父亲两岁多的时候牺牲于吉山战役，留下大奶奶和两个幼女，因丧亲打击和贫病相继离世。父亲稍大后由族人做主出嗣顶了我大爷爷这一支，因此那些年我们家一直享受烈属待遇，每年春节村上送春联和纪念年画。
家里人口多，父亲又是长子，帮父母干农活和家务就成了常态。听奶奶讲，父亲从小听话肯干，六岁就给在地里干农活的老爷爷、爷爷挑饭送水，帮着大人干活；十几岁就开始到七八里地之外的西峪割柴草。夏秋之际天热难耐，口渴至极的他只能找山泉水解渴——据说这泉水也是野狼等动物的水源。父亲常常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又累又饿地挑着柴草回家。上山割柴是山区农村的基本营生，父亲这个习惯基本保持了一辈子。记得我在本村上学那些年，早晨出太阳之前，父亲已经上山割柴回来又出门上班去了，而要做完这些，是半夜就得出坡的。因为从小就需要帮着家里劳动，父亲只上了半年学，是他们兄弟几个中唯一没受教育的，但后来凭着自学、上夜校，他也能读书看报。这也是父亲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也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上大学的深层次原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非常清苦，普通老百姓粮食根本不够吃。冬天主食以地瓜为主，饥一顿饱一顿，有时需要到几百里外的滨州等地用木车推红萝卜回来添补度日。春天则时常青黄不接。那时玉米就是细粮了，一个月也就摊那么几次煎饼，算是改善生活。记得有一年我们一家6口人只分到了9斤豆子，一两个月吃不上一次豆腐，更不用说见鱼肉了。父亲长年在外干建筑，要经常带饭，总是尽可能多留个玉米煎饼，好让我们兄弟们吃得饱一些，不要耽误长身体、影响学习。
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在生产队是出了名的能干，那时推木车属于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推车的重活，肯定少不了他。80年代承包分地后，夏秋收种全靠人工，我们兄妹赶上假期虽多少可帮点忙，但地里的活主要还是父亲一个人干，常常早出晚归，栉风沐雨，餐无定时。“笠星兜鏊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是我不只一次的亲见。
父亲为人宽厚平和。不管与父母兄弟，还是邻里乡亲，我自小从未见过他和人吵嘴甚至红脸。即使有时我们被人欺负了，他也最多是听听而已，沉默不语，从不再去与人理论、重生枝节，而是崇尚息事宁人和为贵。这一点特别像我们盆泉魏氏族谱对始祖四公的评价：“朴谨仁厚”。
父亲又是不平凡的，他一辈子至少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为我们兄弟3个每人盖了3间新屋。中国人自古看重“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虽然我和大弟都考上了大学，老三也到城里参加了工作，父亲还是倾尽全力为我们兄弟每人盖了3间新房，以备找媳妇成家。这对农村人来讲，是家庭中最重大的基本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只是跟人干建筑的瓦工，工资少得可怜。不到3年建两口新屋，只能靠自力更生。在山上开基、凿石、挖砂、推土，基本上是父亲一个人干，却从来没听他说半个累字。1987年第二口新屋建起来后，我们的新家也初具规模，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第二件大事是培养出了三代大学生。我是1982年考上大学的，过了几年弟弟也进了大学校门。一家出两个大学生，这在我们村1000多户人家是唯一的，在四邻八庄也少见。我高中是在淄博二中上的，离家有30多里地，因路远只能每周六回家拿一次饭，需要父亲周三再送一次，才可以多吃一顿热乎饭。记得寒冬腊月的一天，早晨天刚亮，父亲就已骑车赶到了学校。我一开门被映入眼帘的一幕惊呆了——父亲的胡子上挂满了霜……受此家风家教影响，我儿子和侄子又跨入武汉大学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校门，侄女也考上了本科，特别是两个孙子都上了名牌大学，这也让父亲感到由衷的自豪。
第三件大事是顽强与疾病作斗争。记得那是2011年9月，父亲查体结果出来后，经市立医院和省立医院专家复诊都认为是恶性肝病。我在巨大悲恐中筹备好市里重大项目观摩点评后，便与弟弟陪父亲去了北京301医院，那里的大专家看了片子也断定就是那种性质的肝病。可父亲怎么看也不像是患严重肝病的病人，即使301医院让住院手术，他也未表现出恐惧和悲观。我们也一直没向他透露真实病情。等待住院的日子里，为了让父亲放松心情，我们陪他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父亲爬起长城来比我和弟弟走得还快，而这时我们的内心却是碎的。因血小板低一时无法直接进行肝部治疗，医院决定先做脾摘除手术，待康复并血小板升到正常值后再治疗肝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回市立医院恢复3周后再做检查，发现肝上的东西明显减小，经省立医院的赵斌院长诊断属良性。但自此以后，父亲戒酒了，7年中未再喝一口酒。即使过年过节，想给他斟两钱的一小杯，父亲也总是拒绝。
2017年过了春节，父亲查体抽血时因肝肿瘤破裂休克紧急住院，做了介入手术治疗后很快恢复，一两个月后就能自己买药、买菜、逛公园，一切如常，不知情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严重肝病患者。2018年“五一”后，父亲因肝病第三次住院，但这次就再没那么幸运。虽然也曾去济南大医院救治，却未能再从病魔之手挣脱。就在临走前十几天，他坚决要求从千佛山医院回家，心里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工作：“在这里与家里治病的办法差不多，而你们还都要上班！”平静坚韧的父亲意志力惊人，直至临走前一天都神智清醒，未曾说过一次“疼”字，去卫生间只是由我们扶进去，总是坚持着完全自理。
父亲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给了我们不尽的精神财富。
他是那样的刚毅，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疾病的折磨，他从不抱怨、从不灰心，也从不愿意给别人增加负担，而常常是独自支撑，也总是坦然面对，这是对待生活、对待生命最可宝贵的态度；他懂得教育对孩子、对家族的重要，倾力为子孙读书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他自己没多少文化，但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的道理，他与大山打了一辈子交道，“柏树不嫌山贫”是他感悟的哲理，也是对我们后辈人生品格的砥砺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