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好的传承性和影响力，为我们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值得学习和研究。
廉为政本——治国之根本
齐国的政治家们在治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廉政对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把廉政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为政者必须做到廉洁自律。最早提出为官者要廉洁自律的是齐国建立者姜太公。他总结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君主要带头廉洁自律，否则社稷不稳。“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君主的行为直接影响官僚队伍的优劣和国家的命运。第二，各级官吏也要廉洁自律，否则政治不安。姜太公把官吏贪污列为“吏之重罪”，必须用严刑峻法惩治。第三，提高官吏的福利待遇，高薪养廉。他提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民者，厚其禄”的厚禄养廉思想，让官吏名利双收，从顶层封住贪腐的源头。
必须坚持以廉理政。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把“廉”列为治国纲领的第一人。他纵观天下、审时度势，向齐桓公提出称霸思想。如何称霸？《管子·霸言》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国内政治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业的有利条件。如何实现国修？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大纲领，如果得不到弘扬，国家就会灭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也曾用“国之四维”的理论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要重视“礼义廉耻”。如何以廉理政？管仲提出从“修小廉”做起，即在小事小节中奉行廉洁。
必须深刻认识廉政的内涵。“廉政”一词，最早出自晏婴。晏婴以“廉洁”“勤俭”“刚正”闻名，他最早提出“廉为政本”的命题，认为“廉者，政之本也”，“廉”是为政的根本。晏婴指出，在一个廉政体制内，领导不但自己要廉洁公正，还要有辨别下属是否真廉洁的能力，否则就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小则用错人、助长歪风邪气，大则危害百姓、导致政乱国亡。
勤俭持政——为官之前提
勤和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齐国为政者倡导和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为政者要做节俭戒奢的表率。古代最容易产生奢侈浪费的地方就是婚丧嫁娶和祭祀。比如齐国卿大夫一级去世后葬礼非常隆重，规模惊人，这种仪式劳民伤财，除了维护贵族的体面，毫无意义。以晏婴为代表的齐国为政者身体力行、节俭戒奢，大力改革奢靡的不良风气。
正确处理“俭”与“奢”的关系。为保证官吏的节俭，齐国根据爵位等级的不同制定了包括生老病死、吃穿住行用等在内的各级官吏在各个方面的消费标准。倡导节俭的同时，管仲还提出了奢靡消费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通过大兴土木、雇佣农工、提高工钱，保证他们度过饥荒；二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用奢靡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拉动内需以发展经济的政策。
坚守原则，拒绝美色。齐国统治者认为女性对家国兴衰存亡的作用非常大，因而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和对家人的行为规范，以免沉湎女色、祸国殃民。贤相晏婴以身作则，多次拒绝齐景公要他抛弃老妻、更娶年轻貌美公主的要求，以实际行动告诫各级官吏要守得住糟糠、拒得了美色。
以法治国——立国之保证
法治是治国的保证，法治是廉政的基础。齐文化中有丰富的法治精神。
制定正确的用人标准。姜太公在建国之初就提出“尊贤尚功”，有德、有才、有功就能得到重用。管仲制订了“三选法”，通过乡长推荐、国家鉴定、实践考验三步走选拔人才。“三选制”打破了三代以来的贵族血缘政治及其对国家职务的垄断，是中国历史上从人才世袭走向封建选拔的进步。晏婴继承了“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并特别提出要“用其所长”。选人用人的同时，齐国也非常注重对官员业绩的考察。齐桓公时设立了专职的监察官员，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为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和贪污浪费，管仲创造性地提出“明法审数”，定期对行政主体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查监督。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审计制度。
严惩违法官吏。对违法官吏严惩不贷。《管子·重令》对删减、增添、扣压、不执行、不服从法令的情况做了明文规定，都是死罪无赦。针对官吏队伍中的“庸懒散”现象，政府专门制订了惩罚和罢免制度，对违反者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囚禁和罢免的处罚。为预防官吏贪腐和权力寻租，管仲制订了“度爵而制服”的服饰制度，规定为官者和经商者必须严格遵守各自的衣着规则，以此显示各自的身份与职责。
重视法律法规建设。齐文化廉政思想中的以法治国思想，侧重于依靠法规法纪来规范为政者的权力运行。姜太公非常崇尚法治，《吕刑》是齐国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较为完备的司法审判制度，其中对执法者报私仇、袒护亲属、图财枉法等腐败行为都有专门的惩罚条款。为预防职务犯罪，齐国《守法守令十三篇》中有“市啬夫不得独利市”的规定，明确要求市场管理人员不得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或他人牟取私利。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法令。
以人为本——执政之根基
以人为本思想是齐国政治文化中的闪光点，对赢得民众拥护、实现国家“大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政之本，始于爱民。姜太公的爱民思想是齐国民本思想的萌芽。《六韬》记载，建立齐国之初他就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公天下”思想。对于国家治理，他明确提出：“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把“爱民”作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措施。爱民措施中最具历史闪光点的是管仲的“九惠之教”，即养老、抚幼、济贫、救困等九种惠民政策，它展示了泱泱大齐致力于建设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扶危济困、有难共助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仍不失其光辉。
为政之要，必先顺民。顺民，就是要顺应民心。姜太公入国之初，就实行了“因其俗，简其礼”等符合社情民意的治国之策。管仲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管子·霸言》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早了近2300年。晏婴把管仲的人本思想具体化为民本思想，他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进一步突出了基层民众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
为政之道，在于富民。管仲制定实施了“厚其生”“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输之以财”“遗之以利”的“六兴富民”政策，和“相地衰征”“按田而税”“省刑薄税”等富民措施。他非常注重对社情民意的考察，据《管子》记载，管仲要求基层官吏要详细掌握民情，并列出了一份包含生产、温饱、借债和病残等百姓生活状况的调查提纲，据此制定顺民、利民的施政措施。正是有了这种人本思想的认识，才有了与民生息的政策。
齐文化的廉政思想
□中共淄博市委党校 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