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泉敏
前几天收拾书橱，不经意间找出两个版本的《聊斋志异》，挑出其中一本，翻阅间，一篇《王司马》的文章跃入眼帘：
文章不长，兹录如下：
新城王大司马霁宇镇北边时，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阔盈尺，重百钧。每按边，辄使四人扛之。卤簿所止，则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动。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宽狭大小无异，贴以银箔，时于马上舞动。诸部落望见，无不震悚。又于边外埋苇薄为界，横斜十余里，状若藩篱，扬言曰：“此吾长城也。”北兵至，悉拔而火之。司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炮石伏机其下，北兵焚薄，药石尽发，死伤甚众。既遁去，司马设薄如前。北兵遥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后司马乞骸归，塞上复警。召再起；司马时年八十有三，力疾陛辞。上慰之曰：“但烦卿卧治耳。”于是司马复至边。每止处，辄卧幛中。北人闻司马至，皆不信，因假议和，将验真伪。启帘，见司马坦卧，皆望榻伏拜，挢舌而退。
（《聊斋誌异》，任笃行辑校本，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第1771页）
王司马何许人？他就是威名赫赫的王象乾，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伯祖、四世宫保坊坊主。
你瞧，在300多个字的跳动中，一个驰骋疆场、有勇有谋的大将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地站在了读者面前，蒲松龄先生的卓越文才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也正因了蒲老先生卓越的文才，才成就了他与王士祯的交集，并留下了一段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故事。
关于王、蒲二人的交集，历来说法不一。
据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考证，王、蒲二人有生之年只见过一次面，蒲松龄曾给王士祯写过四封信。袁先生认为，二人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面，当在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士祯丁父忧居里期间，前往淄川毕府（在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吊唁从姑夫毕盛育。王家与毕家有数代姻亲之好，王士祯与毕盛育父子均有交往。王士祯前来吊唁时，蒲松龄正为毕家西宾。就这样，时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诗讲学士的王士祯，遇见了毕家私塾先生蒲松龄。
其实，二人的相识、定交，诗文当是桥梁。
惺惺相惜向来是文人间的共情之处，王士祯与蒲松龄亦是如此。王士祯身为文坛领袖，自然格外受到文学爱好者蒲松龄的仰慕与尊重，心向而往之。结交之后，二人便有了书信往来。康熙二十七年，蒲松龄写了二十多年的《聊斋志异》成书，渔洋先生虽未为其作序，但题写《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却成就了一段佳话：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蒲松龄感激之余，即和诗《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之后，蒲松龄便将此诗题于卷首，人人皆能见之，名人效应为《聊斋志异》日后“火”遍世界有助力作用，但更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是蒲老先生的心血浇铸所致，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此书才能名垂千史，光耀中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颗奇异明珠，在人类文明史的天空中散发出绚烂璀璨的光芒。
蒲松龄与王士祯屡有诗文来往。尤其是蒲松龄奉诗更多。作为一位私塾先生，蒲松龄能受到王士祯这位皇帝近臣、“文学大咖”的青眼有加，自然感激涕零，钦敬有余，他曾数次在诗中写到梦见王士祯，如在忆及二人会面二十年后作《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里见，须眉犹是未苍时。”另外，在其所作《王玉斧赐<蚕尾集>，久许不与，偶因渔洋惠近诗，夜梦索之，戏柬一绝》《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等均为感怀王士祯的诗作，可谓“梦寐思服”。在听闻王士祯去世的噩耗时，他含泪作七律四首，其中，“讣乍闻时惊欲绝，怀无倾处恨难消。衰翁相别应无几，魂魄还将订久要”“昨夜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等句感情真挚、情真意切，把自己对王士祯的痛惜与景仰之情表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王士祯长蒲松龄六岁，生前显达，位列九卿，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并得“忠厚老成，人品学问俱佳的”褒誉。身为文坛领袖，他“儒道双修，行儒言道”，品德端方，谨慎温厚，秉承家族“忠勤报国，洁己爱民”良好家风，恪守“清慎勤”官箴，毕生践行“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理念，以勤廉立于朝堂之上，以道义行于同寅、亲友之间，赢得皇帝、时人及后人的广泛赞誉，堪称“旷世奇遇”；蒲松龄一生虽困于场屋，屡试不第，长期靠舌耕笔耘维持生计，未能遂青云之志，但死后声名卓著，并跻身世界优秀文学家之列，《聊斋志异》更是名扬中外，据说被译成20多种语言100多个版本，也甚是了得。虽然二人生前境遇悬殊，身后被誉有别，但皆因卓越的文学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博得席位，一个有“一代正宗”之誉，一个享“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美名，堪称“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曾作诗：“清初文坛两巨匠，盛传留仙与渔洋。新城神韵今犹在，仙气缭绕蒲家庄”，可谓是对二人文学成就的精准概括。
相较而言，我对蒲老先生更“熟悉”一些，儿童时代，我便知其名、读其书，后来又看过据其著作拍摄的影视剧，来淄近30年，蒲松龄故居去过3次；与渔洋先生“面晤”则已是而立前后，而且后来居上，工作之故，我对王士祯的了解更深入一些。来淄之前，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自己会在《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老先生“家中”做客，在渔洋山人的宅院里散步，亲临拜谒，与他们同处一个屋檐，共享一轮明月，呼吸着差不多的空气……可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吧！
当然，此生能与蒲松龄先生如此近距离“接触”，或许还得感谢渔洋山人，若不是他以及他的家族为后世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彪炳史册的文化遗产供后人学习研究，或许我也不会在跨过千山万水、穿越时空隧道之后，得与二位老先生“邂逅”吧！
想想真是幸运，能够“邂逅”几百年前这两位文化伟人，研读其诗文作品，漫步于其堪称文化地标的宅院中，获取知识与文化的滋养，鉴古知今；而他们凭借卓越的文学成就，引得无数后学顶礼膜拜，流连忘返，逢文化旅游事业生机勃发之时，又续领风骚，光耀八方，濡染一方水土，这，亦或是他们之大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