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锋
以前，在农村，花生是春节时才能吃上的稀罕物。
每到过年时，大人们就会从高高的屋顶或是其他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拿出珍藏了一个冬天的花生，炒熟它，备为重要的年货。
我家的花生，是放在大北屋内，在屋梁上三根横木做成的半截吊顶上。农村人习惯把这样的室内吊顶叫作续棚，大概就是在屋梁与屋脊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空间上搭成的一个杂物间，就像在屋内又接续上一个棚子的意思。
每年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把生产队按人分给每家的几斤花生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装进布袋里，踩着梯子或是凳子，将装有花生的布袋放到续棚上。这个袋子会在那里静静地待上一个冬天，大约到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就会把这视若珍品的花生取下来，倒在簸箕里，用粗大的手上下翻动几遍。他眼睛盯着簸箕里的花生，我们围在他的周围，盯着他的手，盼望着他能施舍几粒给我们，或者干脆盼望着他翻动花生的手出现失误，把花生翻落到簸箕下面的地上，让我们偶然得个战利品。可父亲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误，也没有施舍，我们总是瞪着眼睛等了又等，一口口的唾液默默地咽到咕咕作响的肚子里。
倒出花生后，父亲把簸箕往旁边的大箱顶上一放，就把那口五斤的大铁锅放到火炉上，慢火烘热，把花生倒进去，用随手从柴火垛上取来的木棍翻动着，直到花生再 干仅存的水分、花生皮微黄而布着均匀的黑斑时，父亲就会麻利地倒出，换上另一锅。
当第一锅倒出后，父亲像是理解了我们的心思，但他并不轻易地满足我们，而是出几个谜语，让我们猜，猜中的，就给一粒花生作为奖赏。记得有关花生的谜语是这样的：“一个老汉两指高，一脸麻子弯着腰”。现在这个谜语通行的说法是：“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他好像谜语很多，由易到难，等到他认为不应该分给我们了，游戏就会结束了。
其实，父亲明白，每年从布袋里倒出的花生和装进的数量是有一定误差的，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我们心里更明白，只是不说而已。那个年代，花生除了是紧俏的年货，还是稀缺的营养品。农村大部分的土地都要“以粮为纲”，只能腾出一点边缘地种点花生。
我们村的花生地在村子的东南部，那是一片苹果园。生产队在苹果树之间，种上花生，秋天把花生收起来，留点来年的种子后，按每人几斤的定量，分给社员。有急需用钱的，拿到集市上卖掉，换回几个钱，或用作翻盖新房的资金，或换回被褥衣服，或用作儿子娶亲的彩礼钱。总之，用项是五花八门，像我们家能留作年货的就是很好的了。
每年生产队收花生时，还有一件趣事。队里把花生收完了，社员们就会蜂拥进苹果园，去捡花生。人们涌进苹果园，往往是边捡边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扒开花生往嘴里放，花生粒伴着少量的泥土，在嘴里贪婪地咬着，白色的花生乳汁和着唾液，从嘴角渗出，不一会儿脸就成了京剧里的花脸。
父亲对花生的误差，之所以不说，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合理的流失。因为在那么高的位置不会有什么狗啊、猫啊的吃到，更不会有老鼠一类动物吃到，能吃花生的就是我们了。
现在想来是一件趣事。父亲从生产队分到花生后，就会把含有水分的花生放进他自己编制的大筛子里，端到高高的院墙上晒，弄得我们几个天天望眼欲穿，总希望那只筛子自己滑下来，或被风刮下来，让我们饱餐一顿。可它就是不往下掉，每天都在那里等着父亲收工后，拿下来翻几遍又放上去。当花生从筛子里放到布袋里，从墙上放到屋内的续棚上时，我们几个再也压制不住跳动的欲望了，想出了一个绝好的办法。
我们会从院子里的柴火垛上，挑一根又长又直的树枝，把一头削得尖尖的，拿进屋里，趁父亲母亲不在时，举起长杆，将尖尖的一头插入花生袋中，每次都能落出几粒，让我们解解馋，然后，用杆子的另一头，去撬几下布袋上的洞，袋子也就基本恢复原样了。实在恢复不了原样，就用力撬几下，将布袋翻个个儿，布袋在外面杆子的作用力和里面花生的重力作用下，就基本恢复了原样。
谁想出来的这个办法现在记不清了。在我的记忆里，每个冬天，都这样做三四次，才能熬到大年三十晚上。
父亲炒好的花生，除了给我们奖赏外，还是要收起来的，直到大年初一，从家里来了第一批客人开始，炒好的花生才会对我们开放。花生在我们的手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跳动着满满的希望，给春节增添了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