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思考生，或思考死，皆有意义

　　□张玉山

　　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是哲学的一部分，也是宗教的一部分，更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济南作家王玉珏的《到海》（《十月》2024年第2期）以一个中篇小说的幅面，努力探察生命意义本源，试图揭示生死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无疑是一次有勇气的尝试。

　　《到海》从尤亮姑父的死写起，开篇便将死亡直观而近距离地摆在当事人和读者眼前。从遥远的苏杭远嫁黄河岸滩的于苏苏，由此陷入关于未来“身后事”的困扰之中。一方面，她追随尤亮远离家乡，在十余年的恍惚生活中，她发现自己的肉体“嫁接”到了北方，但灵魂却遗落在了江南水乡，精神上的“水土不服”，远远大于爱情所提供的现实感和饱满度；另一方面，为了爱情，执意离开孤身一人的父亲，多年来一直让于苏苏心存愧疚，晚年的父亲、患癌的父亲、凄凉的父亲，仿佛向她发出了召唤，把她的“生死观”唤醒了，她决意死后埋到父亲的身边去。

　　对于尤亮来说，“死了之后去‘倒插门’，比活着的时候‘倒插门’是一件更加令人不敢想象的事情”，黄河岸边埋葬着尤家的列祖列宗，尤亮不敢也不甘去承担忤逆不孝的恶名，他执意死后必须埋在尤家的坟茔之中。“于苏苏，你要是不打算将来和我埋在一起，当初就不应该嫁过来”，不是尤亮心胸不豁达，“生同衾死同穴”才是完整的婚姻，随嫁随葬，天经地义，只有这样，他们的爱情在另一个世界才得以延续。

　　在尤亮和于苏苏网恋的日子里，尤亮把于苏苏带到黄河入海处，宣示了他的山盟海誓。“河与海激情相拥，融为一体，既是抵达，也是结束，既是死去，也是新生”，这大概便是尤亮心中的爱情观和生死观，既悲壮又浪漫，既从容又深情。他和于苏苏的相爱与结合，不顾于父的强烈反对，不顾江南江北的生活与文化差异，足见两人感情笃深，但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在生和死面前，其他一切都是小事。生活是现实的、热烈的，死亡则是冰冷的、悲凉的，生和死，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命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死亡而带来的压迫感，在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倍加珍惜生活、珍惜爱情。《到海》对生命的思考，在今天浮躁繁杂的社会中尤其可贵，它让我们冷静下来，客观地看清现实、看清未来、看清生死。

　　于苏苏的父亲于家兴的一生很不顺，早年丧子、酗酒、离婚、身体不好、相依为命的女儿远嫁、企业经营困难，生活的孤苦悲凉以及对蒋月娥的无限愧疚，让于家兴期望死后能和蒋月娥合葬，给他和蒋月娥一个“完整”的人生和最好的归宿。然而，“活着的时候早就不是一家人了，死了非要埋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再婚的蒋月娥，当年带着无尽恨意离开的蒋月娥，能够接受在死后与于家兴破镜重圆吗？在病痛的无尽折磨下，在生命的尾声里，在面对死亡的从容乃至期待中，于家兴却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渴望，他渴望再“多活几天”，期待有生之日能亲耳听到蒋月娥答应与之合葬的消息。

　　《到海》写了于家兴和蒋月娥、尤亮和于苏苏两代人涉关“生死”的婚姻和命运。于苏苏11岁那年，于家兴带着她和弟弟到长江纪念碑围堤游泳，两个孩子双双溺水，于家兴拼命救回了离岸边更近些的于苏苏，弟弟因此溺亡，这是于家兴、蒋月娥以及于苏苏心里永远的伤，也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必须共同承担的“选择之痛”与心灵灾难，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个家庭在漫长的岁月和分离中相互张望，又爱莫能助。《到海》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爱与恨、罪与赎、生与死、坍塌与重建相互缠绕、错综复杂的生命现场，在各种矛盾的交织、堆积和压迫下，每一个人都注定将沦为失败者，却又都在极力维护着自我道德和人性精神昂首挺立的一面。

　　作为作家，王玉珏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小说中，他既是叙事者，同时也诚恳地、深切地参与到了人物的生命和情感体验中。王玉珏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无不有着鲜活而饱满的精神面貌，不仅仅是作家写作技巧使然，更多的还来自他对生活和生命最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对笔下人物最真切的悲悯与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