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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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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济南日报

让哲社思想汇涌泉城 助推济南高质量发展

日期: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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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4版:理论       上一篇    下一篇

  编者按 为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济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济南社会科学院承办,第二届海右人才节哲学社会科学服务高质量发展“哲泉涌汇”行动启动仪式暨哲社高层次人才交流会在南郊宾馆举办。作为人才交流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广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齐聚泉城,共同探讨哲社领域新思想、新理念,加快理论成果转化,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济南实践贡献“哲社智慧”。现将专家主旨发言摘登,以飨读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发展

  □王怀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潮流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两百多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引起了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事实证明,工业化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不言而喻。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从此,欧洲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对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文明起着支配地位和示范作用,西方的工业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向往和追求。对于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极为高度的评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历史事实证明,工业化、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都努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凭借勤劳与智慧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发明过许多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巨大作用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到贡献,至今中国人民还引以为豪。但是当西方开始并完成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却落后了。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震撼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也惊醒了中国人民。在前仆后继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旧中国先后提出并试验过一系列救国方略,但是,由于清王朝、北洋军阀等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压迫,这些“美梦”都破裂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遗志,继续探索振兴中华的真理,寻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曾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极端落后,我们党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认真讨论和深入思考,于1953年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制定了“三步走”,用70年时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经过全国人民的持续奋斗,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战略安排。

  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艰辛探索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上时代步伐,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要求,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国家开放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人文经济学”

  □何显明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生动地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互动交融、双向赋能的发展规律,同“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重大命题高度契合,共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以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的崇高追求。

  提升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意识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和发展,都必然以劳动者思想观念的变革、素质技能的提升为重要前提,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为基本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充分激发、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性精神,培植出了经济发展强大的内生动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经将“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概括为浙江区域文化的鲜明特点,认为与“钱塘自古繁华”相适应。古代浙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的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的大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化氛围,激发出全体人民的创造性活力,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创业创新能力。

  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赋能和融合发展

  人文经济是一种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双向赋能的发展方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针对21世纪之初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挑战,他明确提出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的创新思路,提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进而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将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内涵不断扩展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保护好、发掘好、利用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光大文脉,留住乡愁,才能有效地增强区域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优秀文化资源注入到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才能以产品丰富的文化附加值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提升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坚守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

  人文经济学区别于市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是超越见物不见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GDP增长的狭隘眼光,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将人自身的发展或者说人的解放,确立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经济学逐渐远离了早期的人文传统,将经济行为主体抽象为单向度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中国式现代化要打破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局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将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人文精神灌注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属性。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文的经济”“人文的现代化”,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根本尺度,克服“单向度”的人以及各种社会异化现象,推动人类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朝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人文经济学,核心要义在于“人文的经济”,即着眼于创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重新审视和反思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价值准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社会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积极推进人类经济文明形态的变革和进步。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

  从多维视角深刻剖析理解新时代

  □李海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实践成就与开创意义都需要深入细致地全面分析研究。就此而言,需要以多维的视角深刻把握新时代。

  新时代的问题与挑战

  现在对于新时代的阐释主要侧重于新的实践成就和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实际上,新时代首先应指新的发展趋势、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因为正是在破解新的难题与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才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就。对难题的破解在前,伟大的实践成就在后,不了解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挑战,就无法真正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辉煌成就及其重大意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有所变化,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强调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明显:不充分是指生产力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不平衡是指阶层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们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之间还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无法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除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外,新时代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新的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新时代的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要求: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变,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时代的分配关系面临新的压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现在则必须强调共同富裕,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巨大,但是发展代价也很明显,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环境污染问题。

  新时代的实践成就与开创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进入新时代,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以上问题、挑战形成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取得了不凡的实践效果,这种巨大的成就与变革是进入新时代的前提与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以这种新的历史性变革和伟大成就为基础,相较于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新时代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展现出新的开创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就国内来讲,强起来首先表现为每一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进一步的长足进展;其次,表现为发展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协调、平衡,结构优化推动发展效能的有效提升。就国际而言,强起来表现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能够和西方强国相竞争、抗衡,乃至反超、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社会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这一结合的过程,有经验、有教训,迄今,这一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历史必然性,引领推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现代化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国家采取的是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但是我们看到,对于移植、搬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造成的负面效果极为明显。很多发展中国家像西方国家宣扬的,经济上完全放开市场化和自由化,导致国内很多的工业领域被外资所控制和主导,政治上实行多党制、放开大选,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社会混乱。与之相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即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注重探索创新、吸纳先进策略方法等等。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但非常成功,其他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吸收,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平台驱动的“在泉城全办成”政务改革

  □王佃利

  2024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6月27日,山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强调,要“聚焦品牌打造,全力塑强‘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政事高效’品牌,探索多维服务新表达”。济南市的“在泉城全办成”政务改革,正是品牌打造、创新表达的具体实践和缩影。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务服务改革之路

  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和创新,形成了“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诸多品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务服务改革之路。

  在全国如火如荼的政务服务改革中,基本形成了三种改革逻辑:一是界面优化,通过物理形式的集中,让企业群众在一站式的窗口办理业务,政务服务更加便利可及。二是组织集中,通过权力整合、流程再造和向社会放权,改变部门间的权责关系,构建协调的一体化运行机制。三是技术赋能,技术的嵌入在适应组织机构的基础上促进了机制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办事的效率、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济南市的“在泉城全办成”改革,则提供了一个理解政务服务改革运行机理的新视角。

  “在泉城全办成”的改革历程

  回顾“在泉城全办成”从无到有、由雏形向使命担当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始于2002年的蹒跚起步时期,在初期探索阶段打造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是夯基垒台时期,2015年7月在办事平台集中阶段建设“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三是立柱架梁时期,2018年12月在组织再造阶段搭建行政审批服务局;四是积厚成势时期,以“在泉城全办成”品牌提升全市整体改革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在泉城全办成”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产物;既是一场政府治理改革,也是一个政务服务品牌,并在不断完善和自我突破。

  从分散到集中:职能整合与组织搭建。按照应划尽划、成熟一项划转一项以及“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将分散在28个部门的审批事项和相应的人员编制划转,成立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造出以整合为核心的组织架构。

  从隔离到跨越:整体性视角的政务服务协同机制。面向审批权力悬浮化、部门沟通壁垒化、服务主体单一化的现实困境,济南市创新性地提出业务协同、部门协同、层级协同和社会协同的“四维协同”机制,构建起多维度、全方位协同配合的“审批服务共同体”。

  从赋能到平台:政务服务中的数字技术支撑。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政务服务的前置申请、中间审批和后期监管环节中,整合审批服务资源、优化审批服务流程、促进数据归集共享、赋能考评监督,极大推动了效率提升与审管互动。

  政务改革的逻辑与平台驱动

  理解“在泉城全办成”改革创新的内在逻辑,其本质上是一种平台驱动创新与政务服务改革的范式跃进。

  整合的平台。审批服务局模式是一种集成性的组织结构变革,通过机构的划转组建和审批业务的权责集中,实现了行政审批的协同治理和整合优势,提升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赋能的平台。整体性服务平台的统一构建和有效运转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保障和赋能,将数字手段融入到行政审批的办事流程中,简化了审批程序和办理难度,让审批服务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服务的平台。“在泉城全办成”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服务性”,以企业和居民生命全周期的服务需求为改革依据,聚焦公众对服务供给的反馈与评价,打造了一种共属于政府、社会、公众多方的品牌化服务。

  迈向新时代的政务品牌与城市形象

  “在泉城全办成”作为一个政务服务品牌,是济南市城市软实力提升的制度建设和政府担当。通过持续塑造和完善“在泉城全办成”的城市品牌,其社会影响和创新扩散都在有序跟进,显著提升了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吸引力,并不断细化软实力可持续改进的空间,助力形成城市的品牌效应。

  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而言,“在泉城全办成”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和品牌推广,传播了济南市的城市特色和泉城温度,以小支点撬动了大影响,既呈现了饱含政府改革决心、回应人民城市之需,充满活力、富有温度的地方改革图景,也打造了城市的服务品牌,更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回应企业、群众实际诉求的基本理念,“在泉城全办成”走出了一条集中反映济南市政府理念、改革决心和城市形象的创新之路。

  (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