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静
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的心却像被掏空了一样，一点过节的心情也没有。
三年前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反复住院多次，像耗干了油的一盏油灯，父亲走了，那灯永远地熄灭了。
2023年12月17日早晨八点半，母亲也不顾我们儿女的嘶声呼唤，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安详地走了。
怕这一天的到来，可一次一次，三年内，父母相继都撒手走了。我心里明白，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死亡的到来。可心里总还是盼望，这一天晚点到来。
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父母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和世态炎凉。受过冻、挨过饿，母亲要过饭，父亲给富人家打过长工，当过两年的八路军。父亲还下过东北，后来当过十几年的生产队长，还干过石匠。我当兵离开家乡的头20多年里，他们依然住在老家种地，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院子里墙根种些豆角、南瓜、丝瓜，果实吃不完，就送给邻居。
记得十多年前，那时父母还只有80岁左右的年纪，他们除了冬天来北京过年，剩下的日子还是在老家生活。有一年夏天，我打了好多次家里的电话都打不通。那时还没手机，我问了在县城工作的弟弟，他说头两天刚回过家，父母没事。弟弟说，这两天刮风下雨了，可能电话线被刮断了。到了晚上12点，还是打不通家里的电话，我着急，睡不着觉，让弟弟开车回家去看看。半夜里弟弟回到家，喊不开门，从墙头跳进院子，在窗户下才喊醒了父母。果然是电话线被风刮断了，虚惊了一场。
母亲去世前的13日上午，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说母亲的情况不太好。我马上明白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对爱人说，我先回去，如有事你和儿子再回去。
那天北京正下着一场大雪，到了车站，买了最快出发的一趟车票，可上了车，车却不能开。广播里说：因大雪的原因，此次列车迟发，什么时候能开，另行通知。我心里再着急，也没有办法。晚点了两个多小时后，动车才开。可一路上，动车像蜗牛一样，慢且不说，还走走停停。到了德州，索性停下来又不走了。电话里把约好接站的车，换了一辆又一辆。晚上五点多，天都黑下来了，才赶到了医院。至今我也回忆不起来，是从医院的哪个门口下的车。
母亲躺在抢救室靠近门口的那张病床上，身上、脸上扯了很多管子和线，监护器上的曲线红红绿绿地变化着，不时发出使人心里发慌的声响。我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暖了暖，握着母亲那青筋暴突、没有一点血色的手，盯着她紧闭的双眼呼喊道：娘，我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说句话呀，电话里你总说，听不见我说的什么，但你总是自言自语说许多话，好像其中就有我想知道的答案。你睁开眼看看我呀，我是你的大儿子。
母亲好像有了一点反应，她的眼窝里似乎有一滴泪水溢出。那一刻，全家人都有些激动。但我帮她擦了眼睛后，一切又恢复了寂静。她没有一点知觉，没有反应，没有表情。因为日夜用着镇定药，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中。
输了两天液后，医生建议插食管，我以为就像父亲住院时一样，插入食管后，打营养液能够使她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些日子。大姐和外甥从东北赶了回来，他们到医院时，好像是晚上快十点了。大姐呼唤母亲时，母亲似乎睁开了眼睛，但她看不见人，对声音也没有反应。给母亲打了两天营养液后，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母亲毫无征兆地走了。
我和弟弟坐在殡仪车里，陪母亲到了火葬场，母亲被工作人员接进去后，我们静静地在外等着，那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等母亲再被人送出来时，已经躺在了一个木盒子里，变成了一捧骨灰。我抱着装有母亲的木盒子，让它离我的胸口近一些，再近一些，像小时候母亲抱着我一样。一路上，我和母亲小声说着话：娘，咱回老家了。娘，回咱自己的家了，咱不受罪了。咱回家，回家！
母亲出殡的那天，天气特别寒冷，由于刚下过一场大雪，原野里一片洁白。母亲爱干净，这场景她一定喜欢，整个大地和原野都为她穿上了孝衣。
送葬的路上我没有掉多少眼泪，回到家后，看到装在袋子里的几床被子和褥子、床单，母亲那时说，这个准备着，万一将来我病倒了，你们回家来好有铺的盖的。每个柜子里都是她放的衣物，每个抽屉里都是她整理好的小绳子或小袋子及一些生活用品，望着娘的遗像，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这个家，这个小院的最后一个主人也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娘了，我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
一路走来，我把爹和娘都弄丢了。
过年了，我多想再喊一声：爹、娘，过年好！可再也没有人能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