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新　　一场大雪后，济南进入“速冻模式”，气温骤降至零下十　　几摄氏度，几乎要到历史　　最低值。惦着已93岁　　高龄的四姨，打电话过去问候，恰表姐　　在那里，得知四姨　　身体无大碍，才放下心。　　我母亲是家中老大，有俩妹妹仨弟弟，但从我记事起，一直称呼两个姨为四姨、五姨，三个舅却是大舅、二舅、小舅，母亲则被姨和舅们叫二姐。后来得知，母亲和两个姨的排行来自姥爷家族中堂姐妹的顺序，至于为啥只有她们女子这样排，而舅们却各论各家的，我一直没弄明白。　　两个姨原本都在济南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五姨随姨父调往陕西西安。四姨在一所中学当会计，比我母亲小两岁，结婚却早得多，她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也比我大一岁。四姨父在一个市级机关工作，他们结婚后一直住在老商埠升平街上。　　升平街是经一和经二路之间的一条东西小街。东边的纬二路法桐树遮天，两边不是机关单位就是居民院落，行人车辆不多，清幽安静。西边的纬三路靠近济南火车站，宾馆、饭店、招待所、商店等一家挨着一家，仅电影院和剧场就有三家，终日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升平街闹中取静，南侧高墙里是市政府大院，居民院落和几家店铺大都在路北。四姨家住的院子在小街中段，是个机关宿舍。　　院子从大门口看很普通，几级石台阶，一截门洞，里边却别有洞天。向西接连两个院子，向东再向北又是三个院儿；沿街看是平房，里面却多半是带外走廊的两层楼，住着几十户人家。　　四姨家住在东边中间院子一楼东头，一间屋，20余平方米，木地板，两门一窗。正门朝北，东侧窗外放煤炉，窗台上摆满油盐酱醋瓶等。西墙上的侧门外是连接两个院儿的走廊，锁而弃用，但吱嘎作响的木地板和脚步声，仍不时传进屋里。由于是底楼又朝北，常年不见阳光，即使白天在家也要开灯。　　我跟母亲走姨家时，他们早已是五口之家，挤住着四姨两口、表姐和两个表哥。长方形的屋子被摞起的箱子隔成外小里大两间，“外间”正对屋门的西南角，东西放着表姐的小床，西墙和侧门前是梳妆台和碗橱。“里间”东南角是四姨夫妇的大床，对面顺西墙为两个表哥的双层床，两床中间摆张写字台，屋里的空间只剩中间一米半宽、三米多长的一溜。　　四姨在她三姊妹中个子最高，瓜子脸，戴副乳白色眼镜，长发盘在脑后。与我母亲相比，她性格更加爽朗，快人快语，有种天生的亲和力。只要母亲去四姨家，我们兄妹都争着去。当然，走姨家除了能吃到平时稀罕的花糖和水果外，更主要是有表姐、表哥带着玩。尤其是作为家里老大的我，从小就羡慕院儿里有哥哥姐姐的同伴，觉得他们做什么都要比我有气势。所以每次去四姨家，我最乐意跟着两个表哥到处转转看看，连胸脯挺得似乎都比平时高。　　后来表姐和大表哥上了中学，五口人住一屋实在不方便，姨父多次向单位后勤部门反映争取，总算在西院儿与邻居合租了间小房，俩表哥好歹有了单独睡觉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初，二表哥在他们院儿里办了场至今难忘的婚宴。婚宴共三桌，一桌在四姨家，两桌在他们同院要好的邻居家。会厨艺的大表哥自告奋勇做主厨，俩朋友当下手。简朴的婚礼仪式后，亲戚朋友被分别让到几个屋里坐席。送新表嫂来的是她弟弟和几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和表哥的朋友陪这一桌。济南婚宴上有个规矩，必须陪好新娘的娘家人，只要对方不说不喝了，这酒就要继续喝下去。　　表哥事先知道新表嫂的弟弟及朋友挺能喝，找的几个陪客也都有些酒量。开席后主陪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他和副陪每人领三杯，三陪及其他陪客也都各自敬了一杯。对方几个年轻人话不多，你敬酒人家端起就干，一看就是有备而来。酒席进入互敬阶段，表哥的几个朋友相继上阵，捉对“厮杀”，你几杯他几杯，不一会儿就明显有了酒意，而对方依旧泰然自若、来者不拒。这时便有人坚持不住，摇晃着出来找表哥说，这桌陪不了了，那几个小伙子太能喝了。表哥赶紧调兵遣将，安排帮厨的和其他桌上喝酒少的朋友，采取车轮战，分别进去敬酒。如此几番，敬酒的人还是纷纷败下阵，甚至有人被架了出来。一时间那桌上几乎只剩对方几人，虽大多也脸红气促，却仍不提吃饭的事。幸亏婚宴办在表哥院儿里，他俩又赶紧去邻居家找了几个哥们儿，临时进去顶一下，才没唱了“空城计”。最后还是新表嫂过去说了句：“差不多就行了，别喝了。”几个娘家人这才示意不喝了，上饭了事。　　后来，表姐和表哥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四姨也跟调到一所中学的姨父搬到老城顶附近的学校宿舍。尽管新居是只有两室的老式楼房，但南间能晒到了太阳，还有个小阳台，老两口都很知足。　　时光荏苒。姨父在陪伴四姨六十年后撒手人寰，我母亲和五姨近年也先后去世，四姨成为我父母两边健在长辈中最年长的。如今逢年过节，我仍去走姨家。坐在慈祥的老人对面，听她拉拉家常，说说她和我母亲的故事，拉着听着我便走神了，又想起了母亲，想起许多往事。　　要奔七十的人了，还有姨家走，也是一种福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