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成都2岁女童遭恶犬咬伤事件引发又一波“治犬之问”。翻看《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其中规定了22种烈性犬、大型犬，却没有包括罗威纳犬。调查发现，目前出台了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城市，对禁养犬、限养犬的规定却不尽相同，比如沈阳规定了48种禁养犬只，上海21种，南京30种……　　其实，出现各地禁养犬名单不统一的现象，并不意外，毕竟到目前为止，对城市不适合家养的犬只标准以及品种，国家层面还缺乏具体规范，没有基本参照，各地制定禁养名单各自为政，出现对犬只安全认知、立法考虑等差异在所难免，而且各地立法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制定的禁养犬只名单，跟不上品种引进的步伐，存在滞后性。　　事实上，不只是禁养名单不统一，各地在养犬具体规定上也有不小的差异。如在犬证的办理费用上，一些城市需要按年缴纳，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些城市则完全免费。诸如此类，也是源于上位法规提供基本遵循的缺失。纵观养犬的相关法律法规，除民法典中犬类伤人责任界定等方面的规定和表述之外，目前全国施行的统一规范是新版动物防疫法，于2021年正式实施，其中新增了养犬人应当为犬只接种疫苗、携犬出户应当佩戴犬牌并系犬绳等要求。　　除此之外，地方的养犬管理，也受到立法权限所囿，使得对于违规养犬行为，特别是养犬人很难给予有效惩处，始终走不出“管狗难管人”的窠臼，比较典型的便是烈性犬、大型犬“禁而难止”，这也是恶犬伤人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比如，对于市民违规禁养犬只管理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未纳入设计，地方公安介入养犬管理依据不充分，而且缺乏强有力的手段。　　可见，养犬管理虽是地方社会管理的事权，允许地方结合实际制定法规，保留应有的灵活性、独立性。不过，灵活不能失之偏颇，对于养犬管理也不能完全“各自为政”，国家层面也亟需补上顶层设计的短板，为地方立法和实位管理提供基本遵循，以及予以必要的支撑。比如，制定养犬法，为地方修改、完善养犬管理法规提供统一框架；研究制定城市不适合养的犬只品种目录，供各地“禁养”参考；又如，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的时机，推动“犬只禁养”纳入治安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