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杰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在故乡老宅东屋北边的那个窗户边，就栽有一棵石榴树。它树干的底部有碗口那么粗，伸展出的枝条越过东屋的屋檐，几乎与屋脊一般齐。那时候，农村的土坯屋都很低矮，不像现在的砖石水泥盖的屋子这般高大。我家的这棵石榴树与村子里其他人家的石榴树不同。每年夏天，别人家的石榴树上是开红红的花朵，而我家的石榴树上则是开白白的花朵；到了秋天，别人家的石榴树上结出的石榴籽儿是红红的，籽粒晶莹好像玛瑙，那味道是酸酸的，而我家的石榴树上结出的石榴籽儿则是白白的，籽粒洁白好似水晶，那味道是甜甜的，吃在嘴里感到特别得舒服。　　父亲对这棵石榴树似乎情有独钟。每年冬天来临之前，父亲便从坡里背回一大捆晒干了的姜苗，将姜苗一根根捋直，拧成茶碗口粗的绳子，绳子拧成了，就一圈一圈慢慢地缠绕在石榴树的树干上，一直缠到漫过东屋的窗台，缠到石榴树干分叉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帮父亲捋姜苗，或者帮他向树干上缠绳子。每当那个时候，我总会听见父亲说：“天就要刮起北风了，石榴树也怕冷。等穿上了棉衣，它就暖和了。”　　春节过后，天气渐暖。梨花开过，桃花开过，等门口插上艾蒿之后，那棵石榴树就会在满树油光碧绿的枝叶间次第开放出一朵一朵白色的花朵。那花朵，就像是挂起了一盏一盏的小灯笼，就像是天上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那一盏盏的小灯笼、一颗颗的小星星，总是给我和妹妹带来许多期望。　　大概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夏天，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站在杌子上拿着一把剪刀剪着石榴树的枝条，还摘下了许多花朵。石榴树周围的地上白白绿绿的一片。我急忙跑过去，仰起头来不解地看着父亲。　　父亲说：“枝条太稠，花也太多了，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枝子、摘掉一些多余的花朵，这样，留下来的花朵才能结出更大更甜的石榴，要不，结出的石榴不但个头小，味道也不甜。”　　当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枝条多了、花朵多了，不是能结出更多的石榴吗？一朵花就会结出一个果实呀。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那番话的道理。　　村子里的许多人家曾让父亲将每年树根发出的新枝压出来，转年移栽到自己家的院子里去。可是，尽管是十分小心地把那些枝条从树根旁挖出来，并尽可能多带上一些泥土，但那些移栽过去的却没有一棵成活的。　　到了秋天，在某一天的黄昏，从坡里回来的父亲又站在了那只杌子上，小心翼翼地从枝叶间摘下那些成熟的石榴。那时，我和妹妹就站在树下争着从父亲手里接过那些石榴，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石榴树西边石磨的磨盘上。接下来，母亲便将摘下的石榴大小搭配，均匀地分成若干份，一份两个，让我和妹妹挨家挨户地去送。直到胡同里和当街上二十几户人家都送到了才罢。　　可是，1976年的秋天，那棵石榴树还是死掉了。　　我家的东屋一直是生产队的仓库，存放着杈、耙、扫帚、耩子以及麦种、化肥等许多集体财产。那是刚摘罢石榴不久的一天上午，生产队推来了不少化肥往我家的东屋里存放。有一位社员在搬运一袋化肥时，不小心将化肥摔在了地上，盛化肥的塑料袋子摔坏了，化肥撒了一地，那呛人的气味立时在整个天井里弥散开来。生产队的保管员将地上的化肥扫了扫，堆放在了石榴树的旁边，然后对我母亲说，他要回家拿来簸箕装走。可是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那位保管员也没有来。可能是化肥挥发的气体过于浓烈吧，几天以后，石榴树的叶子开始枯萎，再后来，那些枝条也慢慢干枯了。　　那年在隆冬到来之前，父亲还是像往年一样，给石榴树穿上了棉衣。但是，来年春天，石榴树的枝条上却再也没有发出一个新芽。大门外边的槐树开花了，后院里的榆树上结出榆钱儿了，而天井里的这棵石榴树上却只有满身干枯黝黑的枝条。它兀自站在东屋门前，再也没有了那满树油光碧绿的叶子，再也不见了那一盏盏的小灯笼、一颗颗的小星星。当然了，在从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妹妹再也不会在胡同里当街上来来回回地跑着、笑着，挨家挨户地去送石榴了。　　父亲去世以后，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棵石榴树是我的祖母嫁给祖父那年，从她的娘家带来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想起那棵石榴树。我想，如果那棵石榴树能活到今天，它一定会开出满树的花朵，结出更多更大更甜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