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桢译著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的文艺论战》内页□刘晓焕 王琪 李强 20多年前,笔者于济南儿童乐园旧书市场偶然淘得一册旧书《苏俄的文艺论战》。见是译著,原本不在笔者藏书范围内,好在看书品尚可、又见封面钤“正谊中学”等藏书章,遂购置囊中。回家后仔细翻阅,方知此书乃“济南市私立正谊中学”旧藏,而在其译著者任国桢身上更有一段革命伉俪传奇故事。鲁迅校订译著并书写《前记》 任国桢(1898—1931)原名鸿锡,字子卿,又作子清,奉天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受党派遣回到沈阳从事建党工作。1925年9月建立了中共奉天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5年到1929年5年间,任国桢两次被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一直坚贞不屈。1930年,任国桢被党组织派往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8月,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躲避敌人追捕,任国桢于12月去中共北方局,不久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桢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工作,十几天后因叛徒告密,又一次被捕,虽经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未吐露党组织一点实情。1931年11月21日,于太原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任国桢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始于1920年鲁迅先生来北京大学兼课并讲授《中国小说史》。任国桢考入北大文科后,除学习中文外还很注意兼修俄文和德文。从1923年起,他用心收集发表在苏联《列夫》《纳巴斯徒》杂志和《真理报》上的文章,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各一篇,另外又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与艺术问题》作为附录,辑成《苏俄的文艺论战》小册子,之后请求鲁迅先生为之校订。鲁迅先生在认真校订完毕后,还为该书写了一篇《前记》。鲁迅先生在“作于1925年4月12日之夜”的《前记》中说:“……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择文章三篇,使我们藉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当时,鲁迅先生正在编印《未名丛刊》(丛书),虽然任国桢不是未名社成员,但鲁迅先生还是把该书编进丛书,交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该书初版1500册,由于销路很好,1927年3月再版,印3000册。据考查,该书初版时任国桢已不在北京,不用说交付书店、校对清样、商洽出版等具体事宜,都是鲁迅先生亲自过问的。 笔者收藏的是该书1929年2月北新书局第三版,印数2000册,大32开,毛边本,道林纸精印。鲁迅先生十分看重和珍视任国桢的这本小册子,曾分寄给许钦文等文学青年,后又自购4本继续赠送友人,而且他赠送此书往往是连他自己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一并赠送。不仅如此,1928年,鲁迅先生根据日文翻译的《文艺政策》一书,在《奔流》月刊连载时,在《编校后记》中还写道:“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 此外,我们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国桢曾经两次专门拜访鲁迅先生:一次是1925年5月25日于北京,一次是1930年3月9日在上海。而《鲁迅日记》中提到任国桢名字的次数达33次之多。除此书之外,在当年出版的进步刊物《雨丝》《莽原》《未名》……都找不到任国桢写过的任何作品,可见他是专为革命而研究革命文艺,译过此书后他就遵从党的号令,专心致志地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直到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假扮夫妻开展革命工作 陈少敏(1902—1977),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范于村(今属孙家集街道)人。中学时代,她就积极参加共产党和团组织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党组织派她以青岛市烟草公司女工的公开身份,掩护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从事革命活动,后二人结为夫妻。1931年任国桢牺牲后,她调中共天津市委,先后任妇女部部长、秘书长,后改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1937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起,先后任河南洛阳特委书记、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鄂中省委书记、新四军豫鄂边区挺进支队(后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1939年,她与李先念先后从河南竹沟出发,南下湖北在赵家棚会合,开创了鄂中抗日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少敏调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8年秋,陈少敏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时,成为“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同志”(出自桑乐泉《巾帼震敌胆》,载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齐鲁文史》1995年第2期)。当时,日伪军欺她是“女流之辈”,经常进犯边区。10月23日,日军一辆军列途经双河车站附近。夜间军列来到,陈少敏一声令下,机枪、地雷、手榴弹一起开火,车上的军火立即爆炸,日军死伤过半,幸存者全部被俘。几天后,陈少敏又组织指挥了肖家店战斗,打得日军焦头烂额。此后,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40年初,陈少敏派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秘书王显周到老阴坡与国民党所属部队谈判,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但国民党杂牌军队总指挥包刚自恃兵力强大,目空一切,妄图吃掉我挺进纵队。陈少敏眼见团结其共同抗战不成便在两河口一带巧设伏兵,一举全歼包刚的部队。国民党军戴焕章部见势不妙,遂主动向我挺进纵队靠拢,表示愿意共同抗日。从此,陈少敏成为鄂豫边区威震敌胆的女英雄。 1930年3月,任国桢被党中央派到山东工作时,山东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他在青岛与张若臣、汤汝贤等同志组建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担任书记。临时省委需要有个办公地址,青岛当年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下,没人敢把房子租给单身汉。为保证省委机关安全,组织上决定由任国桢和陈少敏假扮夫妻,组成家庭,作为省委机关联络办公地点。当组织上向陈少敏交代此项任务时,陈少敏当时还是个大姑娘,听说要假扮夫妻做工作顿时羞红了脸。但她考虑到省委机关几次遭敌人破坏,领导同志被杀害,想到党的事业,觉得自己应当无条件接受党交给的工作,便接受了任务。于是,任国桢和陈少敏就住进了青岛市陵阳路的一间房子里。弄假成真革命情侣终成眷属 除了配合任国桢开展革命工作,陈少敏还要按照组织交代,无微不至地照顾任国桢的生活。他们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当年6月,省委正式组成,而国民党当局似乎听到了风声,经常派特务半夜 挨家挨户搜查。为保证省委机关免遭敌 人破坏,组织上决定让任国桢和陈少敏 正式结婚,过真正夫妻生活。任国桢在 接到组织通知的当天,向陈少敏讲了自 己家庭的情况,在安东老家还有父母、妻 子、孩子。陈少敏认为她与任国桢的结 合是革命的需要,而数月共同战斗,自己 也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年轻的省委书 记。她表示:“孩子的妈妈是我的姐姐,两个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当月,青岛市人力车行的工人因车行把头将租车费一提再提无法生活而举行罢工,1000多名工人到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去请愿,但被市政府逮捕130多人。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正确领导车行工人的罢工斗争,任国桢租了一辆人力车,化装成人力车工人,到车站、码头去接触人力车工人。但因他不熟悉情况,没人坐他的车,结果第一天他拉着空车白转了一天。他怕总是拉不着客人,容易引起特务的怀疑,便想了一个办法。晚上,任国桢对陈少敏说:“不拉车就不能和人力车工人们搞熟,时间长了,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明天你坐我的车,拉你走一天。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着,这回给你补上。”说完两个人都笑了。第二天,任国桢拉着陈少敏,跟着其他人力车东奔西跑,深入了解情况。那时,任国桢身体不太好,没跑多长时间就满头大汗,上衣也湿透了。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得受不了,几次要下车来拉他。任国桢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老老实实地坐你的车就是了。”通过深入发动工人家属,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后来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敌人在青岛全市贴满缉拿任国桢和陈少敏的通缉令,不得已两人躲避至陈少敏老家寿光县。1930年底,任国桢调任北平市委书记。不久,陈少敏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后来因患麻疹无钱治疗不幸夭折)。1931年10月,任国桢要去山西工作,陈少敏虽然非常想跟丈夫同往,可身边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只好留在北京。陈少敏是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少敏曾经专门将任国桢前妻和子女们接到北京,她把任国桢牺牲的经过和同任国桢一起战斗生活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不仅如此,为了表达对革命战友、自己丈夫的深切缅怀之情,她还专程到江西景德镇塑了一尊任国桢彩色瓷像,这尊瓷像一直陪伴她度过了终生。 笔者所藏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封面钤“济南市私立正谊中学图书馆”收藏章。正谊中学系1913年9月由我省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刘冠三、王祝晨等合伙创办的一所学校。1956年收归国有,改名“济南第十七中学”。2005年又改名“济南艺术学校”。(作者刘晓焕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琪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强为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