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济南市长清区徐志摩纪念园内的纪念碑刻。　　1924年4月泰戈尔(右三)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梁思成(左一)等合影。□李木生　　家居济宁，无数次来往于济宁与济南之间，总会路过济南长清的北大山，晴或有云，甚至在雨里雪里，都会默然地想：徐志摩就死在这里。1931年11月19日12点35分，他乘坐的350匹马力史汀生SM-1F型“济南号”邮政小飞机，在忽起的浓云密雾里与济南北大山相撞失事，35岁的徐志摩肢残命殒。　　很多人都知道，徐志摩之所以乘坐这架飞机，是因为他要在当天赶去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参加林徽因给外国使节做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　　1924年6月17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诗作《去罢》，里面有这样的诗句，“去罢，青年，去罢！/与幽谷的香草同埋；/去罢，青年，去罢！/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在一首只有16句的诗中，竟有16个“去罢”。他的“悲哀”是因为林徽因拒绝了他的情爱。　　1924年10月3日，鲁迅写了一首模拟张衡《四愁诗》格式的打油诗《我的失恋》，便以“去罢”结尾：“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虽然鲁迅在写于1930年底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里说，“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但这个“玩笑”还是能明确看出是指向徐志摩的。由这首诗，还引发了主持《晨报副镌》（也称《晨报副刊》）的孙伏园辞职事件。　　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当天已经在《晨报副镌》上版，却被《晨报》代理总编辑、徐志摩的朋友刘勉己硬生生撤了下来。撤稿，当然是刘勉己看出了诗的指向。加上之前周作人在《晨报副镌》连载的《徐文长的故事》被刘勉己中断，主编孙伏园被迫辞职。　　辞职后的孙伏园便与周作人、鲁迅、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等人另行创办了《语丝》周刊。天真的徐志摩竟然也来《语丝》投稿，第三期便登载有徐志摩翻译的波特莱尔的诗歌《死尸》，还有他撰写的文字很长的对于音乐的抒发——有点生吞活剥的欧洲的象征主义——“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语丝》周刊第五期鲁迅就写了一篇《“音乐”？》予以回应，不仅讽刺着“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还郑重地呼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这种分歧，还在1924年4月泰戈尔中国行时，就已明朗。　　泰戈尔的来访，是应梁启超主持的研究系“讲学社”邀请，联系人就是梁启超、徐志摩。徐志摩更是与林徽因陪同左右并担任翻译。　　泰戈尔在中国巡讲两个月，“反对全盘西化，提倡东方文化的复活”，这对于从五四运动中一路搏击过来、破除旧文化、提倡西方民主与科学的鲁迅来说，是不能沉默不言的。　　徐志摩以诗人的浪漫颂赞着泰戈尔：“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并将他比作惠特曼、托尔斯泰、“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苏格拉底与老聃”。　　鲁迅后来写下《骂杀与捧杀》，直言不讳：“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这些矛盾当然有个性与文风的迥异的原因，有具体事件的纠葛——比如徐志摩掌管《晨报副镌》后组织的“攻周专号”，与陈西滢一起对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构陷，女师大风潮中徐、陈站在章士钊一边反对学生等等——但是细细思量起来，还有政治态度的冲突。比如对于国、共两党联合反对北洋政府的时候，徐志摩与他所在的研究系，是亲近并支持北洋军阀段褀瑞政府的。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苏俄的认知。那时的世界潮流是对于苏俄十月革命的拥护，不少世界著名的作家对其有着赞美与欢迎，连孙中山都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徐志摩也曾卷入在这个潮流之中，不仅同情十月革命，还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写诗悼念，他的偶像罗素批判苏俄新政权的时候，徐志摩马上表示反对。他写下《落叶》：“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1925年初，徐志摩终于踏上积雪遍地的苏联后，他的梦碎了。梦碎之时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从这个地方看，对于鲁迅“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了。　　翻检《鲁迅全集》，有关或牵涉到徐志摩的文章，除以上所提到的外，大概还有《集外集·序言》《十四年读经》《评心雕龙》《并非闲话三》《有趣的消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华盖集·题记》《无花的蔷薇》《马上日记之二》《论照相之类》《辞“大义”》等。如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　　更多的是讽刺，如“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西滢教授曰：‘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无花的蔷薇》）　　徐志摩与鲁迅离开人世已经有92年和87年。他们都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文化的创造者和领导者。鲁迅自不必说，是山岳一样的存在，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之一，还有他的远见，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存在。而且，时间越长，时空越是开阔，有些当时夹缠不清的问题会渐次清晰起来。　　还是爱他的人更加体己，林徽因这样说徐志摩：“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悼志摩》）　　好在山东人厚道。徐志摩出事之后，就是山东人将他的遗体用酒精擦拭得干干净净。而今，在他遇难的北大山，建起一个“徐志摩纪念公园”，并立了纪念碑；山东诗人陈忠，还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诗意之城安诗魂：徐志摩》，这些都是对这位著名诗人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