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后子　　不知为什么，幼时的冬天总是那么冷，冷了，农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欢聚在一起。在那连收音机都没有的年月里，凑在一起聊大天，以打发冬季漫长的时光。　　聚会的地点在路南的连贵家，是一座陈年的草房。说一座，其实就是两间，东面的土炕占了半间。炕头前放着一个老式木箱，深棕色，多半是农家女盛嫁妆用的；紧挨着炕身垒着煤炉，南墙处放着方桌和四把椅子，桌子的左右各一把，也叫上首椅和下首椅，前面还有两把；其余的地方就是活动空间了。桌子上长年放着一把绿铁皮暖瓶，聚会者想喝水，就从里面倒，茶碗混用。　　连贵跟他奶奶居住，印象中，奶奶已是很老，满脸皱纹，双唇向里窝着，几乎看不到牙，爱笑，戴一黑色线帽，在屋里也戴着。年轻人拉呱时，她从不插言，只是半眯着眼听，坐在炕的最里面，用被子、枕头托着腰，用另外的被子盖着腿。　　连贵的小名叫三连，那时我就想，既然有三连，肯定有大连、二连，那大连、二连又在哪里？它就像一道难题困扰着懵懂的少年。后来，从伙伴们的交谈中，证实了我的猜测。连贵的爸妈带着他两个哥哥在很远的南方，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奶奶身边就不得而知了。只记得每年天刚刚开始冷，连贵都要去一次南方，去见爸妈哥哥，大约一周就回来，回来时不仅穿着新衣服，还拿着乡村很少见到的糖果，带回很多乡村娃闻所未闻的新闻：什么火车是先喘气后开车啦，火车铁轨是从头到尾一样宽啦，城里一拧铁开关就出水啦，城里的电灯晚上也亮啦，城里人看电影是在屋里啦……伙伴们吃着分发的稀有糖果，个个瞪着眼睛，听得入神。说是伙伴，其实连贵他们大都十四五岁，只有我八九岁，也不知为什么，从小我就愿跟大孩子玩，感觉与比自己大的人交流才过瘾。　　连贵从南方带回的新闻几天就享受完了，我们还得回到本乡本土的事上来，还得回到《三国演义》《聊斋》《西游记》等一个个话题上来。有讲书的，不一定是自己读的，大多是道听途说；偶尔有读书的，字也认不全，大致有那么点儿意思，就肆意地胡编乱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几乎没人听出破绽。后来我读《三国演义》，割须弃袍、三让徐州、乐不思蜀……典型片段与在连贵家听的截然不同，不同就不同，以讹传讹的信息已在脑子里固化，尤其年少时记得又特别牢，要想颠覆更新很难。有一次，建华叔讲三国，讲着讲着把刘备讲成刘邦，干过民办老师的益成实在听不下去了，两人争执起来。“我说是刘邦就是刘邦。”“你说的就不对，一个汉朝一个魏晋，差远了。”“你愿听就听，不愿听就滚！”争来论去，一个拿火钩一个拿铁铲，就动了手，七八个人抱着双方才劝开。　　夜深人静时，炉子就封死了，只剩炉口中间还蹿着一丝蓝火苗，飘渺神秘，像心里升腾的梦想。连贵的奶奶和衣睡了，大伙还谈兴很浓。有时听完呱出来，漫天大雪早已把路遮严，伙伴们就抄着手、打着哈欠，蹚着雪往家走，回到家一头扎进被窝，连同村子一起睡去。第二天晚上又聚到了一起。那年头咋这么多雪啊，一场接一场，新雪压旧雪，地上从未干过。　　走出乡村40多年了，偶尔回去，伙伴们大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连贵。听说他早已搬到村外，那座草房已消失在岁月深处。今年借清明回村，特意去找他。虽40多年没见，可一眼就认了出来，除四周的头发白了外，其他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近70岁的人，身板很是硬朗。他在一家工厂干保安，穿一身黑制服，腰身更显利落。说起50年前的事，说起那座草房，说起他的奶奶，连贵不停地抹眼泪。他说：“人生能有几个50年？少时的那帮人各奔东西，有几位已撒手去了。”少顷，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没想到的是他依然爱看书，而且还是哲学方面的。　　“听说你好书法，求你写幅字吧？”临分手，连贵对我说。“行，这个好办。”我应允着，但思来想去还是有些压力，因为我想通过这幅字，既能表达幼时的情意，还能体现一种文化追求。回城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思虑着，沿途满眼的花红柳绿，倏地就有了灵感：“一座草房丰盈乡人梦想，三国聊斋铺展文化之路。”　　回来后立即动笔，给连贵寄了回去。两天后，接到他的电话：“字收到了，很好，很好，写到我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