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铭生　　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沂蒙山区的老家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贫穷，一天三顿饭，不是吃地瓜，就是吃地瓜干煎饼。不到饭点饿了时，就从黑色陶盆里掏出一张干煎饼，擦点花生油，撒点盐粒，或者放两根韭菜，这便是煎饼卷“菜”，一口口干嚼起来，津津有味，喷香喷香。当年读书时，我的小脚奶奶每次见了我就会反复念叨：“好好识字，你看看人家供销社的售货员，养得白白胖胖，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幸福一辈子。”当一名商店售货员（当时都是端“铁饭碗”、吃“公家饭”的），是长辈为我树起的几乎无法企及的人生标杆。　　扔掉锄头，不吃地瓜干，走出农村……这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长辈的期许。从此我走出村口，开启了漫漫求学之路。　　村口有一条小河，由北向南蜿蜒流淌。在我记忆中，河水潺潺，清澈见底，两岸沙子满地，芳草萋萋。每天，村妇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在河水里槌洗衣服。小孩子们则在河水里跳跃追逐，捞鱼摸虾。河水两边是绵延的树林，密密长满了燕子树、槐树、柳树、杨树，树荫婆娑，鸟声啾啾。河水与树林之间，是一条窄长的砂石土道，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土道与村子交界处，便是我村的村口。　　村口处，树林间，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那是村民临时休憩的“座椅”。不管春夏秋冬，茶余饭后，或者农活不忙时，岁数大一点的村民都会自发聚集到这里，大叔大爷们画地为棋盘，以碎石和木棒当棋，大呼小叫，杀声震天。大婶大娘则三三两两，闲扯东家长西家短，神神秘秘，八卦不完村里的奇闻逸事。村子很小，不过百十户人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倍儿熟悉。就因为太熟悉，所以只要哪个村民走进村口，村口的人是你一言我一句，骂骂咧咧、讽刺挖苦，以乡村独有的粗犷方式热情打招呼，随后空中便荡漾起一片肆意的大笑……　　上高中时，我在县城读书，每逢走到村口，叔叔大爷、大婶大娘看见了我，也会七嘴八舌“调侃”我几句：“大侄子，你天天背着煎饼萝卜头上学，假模假式的，能考上大学吗？”“能考啥大学，咱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坷垃地里，祖祖辈辈只能扛锄头！”“别上学了，赶紧找个媳妇，生个大儿子吧！”每逢这时，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大叔大爷好！婶子大娘好！”然后撒丫子一溜小跑蹿远了，后面照样响起一阵擦掌拍腿的大笑声。　　考上大学后，每次回家走到村口，大叔大爷、大婶大娘见了我，照样不依不饶地刺挠我一番：“哎哟，咱村的大学生回来了，怎么没带个俊俏媳妇回来啊？看看你在家的同龄伙伴，哪个不是早结了婚，生了俩孩、仨孩啊！”面对这些，我会嘿嘿几声，讪讪解释说：“不急！不急！”　　大学毕业后，我在济南参加工作，每年春节，我照例回老家看望一下爹和妈。一年又一年的，老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很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或考学留在城市里，或外出打工，用我老妈的话说：“现在村里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尤其见不到年轻人。”再如，村口也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小河两岸修起了堤坝，断流的水道黑乎乎的，四处弥漫着恶臭。岸边的沙滩不见了，树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以及稀稀拉拉、半死不活的所谓的景观树。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转眼，三四十年过去了，当年守在村口清谈或下棋的老年人，大多相继离世。而我也由当年的青涩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当年热热闹闹的村口寂静落寞，不见几个人影。每次回老家，年龄大点认识我的，会礼貌地打个招呼：“兄弟回家了！”年龄小点的，会冷漠地看我一眼，心里嘀咕：“这个人是谁？不认识啊。”是啊！“我是谁？”在梦里，家乡离我很近；现实中，家乡离我很远。　　时移世易，沧桑巨变。我忘不了的乡愁，是老家那片起起伏伏、绵延不断的丘陵，是那条清澈见底、鱼虾相见的河水，是那个村民闲聚、谈天说地的村口，是那些邻里守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们，是生我养我、血脉相连的父母，还有那些刻在我骨子里我的童趣和青春记忆。　　村口，已经从少时记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是我乡愁中的一个符号。每次回老家路过村口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些在村口笑骂打趣的大婶大娘们、大呼小叫下棋的大叔大爷们的身影！那些年，虽然都很贫穷，但他们和蔼可亲，乐观无忧、淳朴善良，在那个小小的天空下，守望互助，直到慢慢老去。　　曾经的时光一去不复返，而我的乡愁，也只能弥漫在回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