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的讲学社，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并委托诗人徐志摩主理联络、接待等各项工作。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不久按事先商定，应济南各校教职员联合会邀请来到济南。　　近30年来，人们谈论这段往事时，歧出错杂之处甚多。现就八个问题略作辨析，所举质疑书目篇目乃是选择在文献或学术方面有代表性的。一 泰戈尔哪天抵济离济？　　《民国山东通志》（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出版）说：泰戈尔于1924年4月“23日抵济南”。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徐志摩的20个细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说：“4月22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乘专车离开济南北上。”　　据1924年4月，上海《申报》24日报道《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天津《大公报》25日报道《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北京《晨报》26日报道《泰戈尔过鲁之盛况》，泰戈尔由南京乘津浦铁路普通快车附挂花专车，于22日晨5时45分左右抵达济南，赴火车站欢迎者有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张涛、济南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鞠思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祝晨、省立女子中学校长邹宝庚、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秦福堂、济南竞进女子小学校长张步月等20余人。泰戈尔下车后，即赴津浦铁路宾馆休息。第二天早晨5时30分乘火车赴北京。二 泰戈尔来济有林徽因陪同吗？　　王恒《泰戈尔在济南》（载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文化名人与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年出版）写道：林徽音（1935年改名林徽因，引者注）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来济南，“第二天的报纸有趣的大标题是：‘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世界著名长髯诗翁泰戈尔先生与长袍面瘦诗人徐志摩和艳如鲜花的林徽音小姐如同松竹梅一幅动人的画卷’”。　　王恒是前面提到的王祝晨先生哲嗣，所以这篇文章在济南影响极大。但是相关民国文献，名家所著各种徐志摩年谱、林徽因年谱，皆没有林徽因曾随泰戈尔来济南的记载。　　据徐志摩《泰谷尔最近消息》（载1924年4月19日北京《晨报副刊》“通信”专栏）、《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泰戈尔过鲁之盛况》、迦里达斯·诺格《泰戈尔在亚洲》（载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论文选译》，巴蜀书社2012年出版）等大量原始文献可知，随泰戈尔来济南的共7人：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迦里达斯·诺格（Kalidas Nag）教授，印度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印度国际大学宗教学家科斯提莫汉·沈（Kshitimohan Sen）教授，印度国际大学乡村建设指导、泰戈尔秘书、英国人恩厚之（Elmhirst），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Green）小姐，徐志摩和王统照。　　著名建筑学家曹汛编《林徽音先生年谱》（文津出版社2022年出版）记载：4月23日，泰戈尔抵京时，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代表讲学社）等到火车站欢迎，林徽因穿扮成印度少女在宾馆迎候。　　著名学者、徐志摩表弟陈从周1949年编写的自刊本《徐志摩年谱》记载：在北京“所有演讲均由志摩担任翻译。又于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太氏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案吴咏天坛史话‘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天坛史话》究竟发表或出版于何处何时不得而知，似乎陈从周之后的研究者都没有见过原件，应皆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因为从没有人注明这之外的出处。泰戈尔这次演讲的地点实为先农坛，《晨报》1924年4月28日报道《今日下午之泰戈尔演说》写道：“泰戈尔与北京学生相见，本定在天坛圜丘，嗣以天坛入门券资较贵，故改定为先农坛内坛。”当时天坛门票为铜元30枚，而先农坛为5枚。《天坛史话》的这段话，似是吴咏后来根据听闻所作的描述，但“三友图”写的北京，则是毋庸置疑的。　　王恒文章中“第二天的报纸”，根据文义应指济南当地报纸，“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当是演义之辞。三 泰戈尔在济南何处做过演讲？　　著名学者邓广铭1945年作《王世栋（祝晨）先生服务教育三十五周年事略》（载《邓广铭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生前并未公开发表，文中列举多位中外人士来济进行学术活动，写道：“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济讲演文艺”，“以上各人员，除在济南作公开之讲演外，且均至一师校中作特别讲演”。　　《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写道：“原定九点钟在商埠公园开欢迎会，下午约太氏游大明湖，只以太氏车马劳顿，且风势过大，尘土飞扬，遂临时改为下午三点在省议会开欢迎会。上午太氏在旅馆休息，随行之英人恩厚之，华人徐志摩、王统照等，应各校联席会之约，游览大明湖、图书馆诸名胜。”　　根据《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泰戈尔过鲁之盛况》《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报道，泰戈尔于3时45分左右乘马车到达省议会，约4时登台演讲，5时散会。到议长办公室稍坐后，应齐鲁大学校长之请，偕一行人同往参观。6时半左右，各校联合会公宴泰戈尔于津浦铁路宾馆。　　邓广铭当时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但他一师同班同学臧克家在回忆录《剑三今何在》（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新潮澎湃正青年》（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皆言自己是到省议会听的泰戈尔演讲。从当时各报报道的行程来看，并未安排也没有时间到一师演讲，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因为在省议会的演讲就是济南教育界举办的，听众“约有三四千人，就中尤以各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泰戈尔过鲁之盛况》）。当时的新闻报道和民国时期发表的亲历者文章，没有任何泰戈尔在一师演讲的记载。一师后为济南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编印的《济南师范校史（1902-1982）》也无记载。邓广铭是把省议会的演讲误记作一师了。　　1925年齐鲁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崔德润在《齐鲁大学的开创》（杨衍杲整理，载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13辑，1990年印行）写道：“大概是1924年，也许是1925年5月间，印度的大哲学家泰戈尔在齐大的康穆堂演讲”，“讲题大概是：论东西文化之特点，是用英文讲的，忘了是谁当的翻译”。　　当时的新闻报道皆称泰戈尔去齐鲁大学是“游览”“参观”，故几十年来未见泰戈尔研究者提及这次演讲，济南坊间偶尔提及亦是根据《齐鲁大学的开创》。然而这段回忆因年代久远并不确切，作者本人也以“大概”“也许”言之。　　近日，笔者发现齐鲁大学所办杂志《齐大心声》（季刊）1924年第2期，载有该校学生孙天锡《泰戈尔过济及在齐大演讲记略》一文，未见今人引用过，其中写道：“母校巴校长，尤以机不可失，亦亲赴省议会，请泰氏到校讲演。氏亦以齐大为山东最高教育机关，概然应诺，乃于是日午后五钟，莅医科讲堂讲演自然教育。时间虽短促，而氏对教育之新颖见解，及实验成绩，确以发挥尽致。”“泰戈尔博士在本校作非正式讲演，举其对教育之理想。”　　“巴校长”乃英国人巴慕德。“康穆堂”是校内教堂，与“医科讲堂”并非一处。泰戈尔皆用英语演讲，其时齐鲁大学教师多外国人，许多课程用英语讲授，因之现场并无翻译。　　泰戈尔时年已63岁高龄，之前在上海、杭州、南京频繁参加各种活动，很是疲劳。《申报》4月13日报道《印度诗人太戈尔昨已到沪》即言：泰戈尔“自谓不甚喜在公众讲演”。《泰谷尔最近消息》讲：“他很不愿形式的集会或宴会，能避掉的总以避掉为是。”泰戈尔在济一日两讲已殊为难得。　　倒是《泰戈尔过鲁之盛况》写道：在晚间欢迎宴会上，“泰氏席间演说，略谓此次来华，蒙各处接待，非常感激，深愧不能有所贡献，且将欲领教于诸大君子”云云。这“演说”实为即兴致辞。　　四 泰戈尔省议会演讲是在会场里吗？　　阎奇男《“爱”与“美”——王统照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出版）写道：“泰戈尔在济南讲演时，是在山东省议会号称‘鸟笼子’的建筑大厦中。”　　《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写道：“泰氏因会场内人数过多秩序不好维持，且空气亦不好，愿改在议长办公室东院讲演，招待者少为布置后，会场听众，遂陆续走出。”《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泰戈尔过鲁之盛况》对此报道相同。　　著名作家李长之当时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1941年12月8日，他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文章《十七年前一个暖和的下午——忆泰戈尔》，回忆道：“泰戈尔还没有到，人们却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原先是打算在鸟笼式的房里的，因为人多，又临时改为露天。”　　《申报》1924年4月26日报道《太戈尔抵京》写道：“其在南京讲演，会场为东南大学图书馆楼上，听者三千余人，楼几塌落，然已坠四板矣。至济南时，亦受各界热烈欢迎，在省议会会场讲演，听者拥挤不开，几重演塌楼之事”。这篇报道只讲了更换场地之前的情况，不免使人误解。五 泰戈尔演讲谁做的翻译？　　臧克家在《王统照先生的诗》（载《王统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王统照先生是在一九二五年夏季。泰戈尔在济南讲演，王先生替他翻译。”臧克家晚年在回忆录《剑三今何在》《新潮澎湃正青年》《悲愤满怀苦吟诗》（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又多次重复此说。　　《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出版）杜庆余撰“王统照”条、蔡德贵《季羡林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采用了这一说法。回忆，特别是久远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反复说，则会使说者与听者都信以为真。　　《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报道：张涛报告开会宗旨，“继由王统照君登台，谓在浙在宁，欢迎泰氏者，均不如山东人数之多而热烈，泰氏为一诗人，与政治家之演说不同。其演说，譬如一种美丽之歌唱，又如一种之悠扬之音乐，务望大家静听云”。泰戈尔“演说约25分钟，由徐志摩君翻译”。《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泰戈尔过鲁之盛况》的报道，以及前述李长之回忆文章与之相同。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年出版）写道：泰戈尔的演讲“在南京由徐志摩任翻译，在济南由王统照任翻译。王是山东人，翻译出来的话，山东人听起来亲切”。这就是小说家言了。　　王统照，著名作家，山东诸城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虽然也可充作翻译，但与曾留学美英4年、已熟悉泰戈尔口音和语言习惯的徐志摩不能相提并论。徐志摩是讲学社邀请的泰戈尔在华期间的翻译。王统照的主要工作是泰戈尔讲演的记录与编辑，且未见在正式场合担任翻译的文献记载。泰戈尔演讲前，王统照所做的是嘉宾介绍。　　六 泰戈尔省议会演讲题目是《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吗？　　朱亚非、张登德《山东对外交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写道：在省议会，泰戈尔“开始了自己的演讲，题目是《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　　泰戈尔各地演讲皆没有向听众报告过题目，在山东省议会的演讲稿，国内从未全文翻译、正式发表，印度出版的《泰戈尔中国演讲集》也没有收入，因此不曾有过自拟或他人代拟的题目。　　《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是泰戈尔4月27日在北京海军联社的演讲，由徐志摩翻译拟题，发表于1924年第6期《小说月报》。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六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将这篇译文的题目改作《我的诗人生涯》。　　泰戈尔在省议会的演讲，《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用640余字、《济南教育界欢迎太戈尔》用380余字记录大意，与《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完全不同。　　徐志摩研究专家孙宜学编《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根据《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给济南演讲拟题《中国与印度是兄弟》，虽不能视作正式题目，但尚能概括所报道演讲的主要意思。　　七 泰戈尔由于道泉陪同去过佛经流通处吗？　　廖波《于道泉教授的学术道路》（载《藏学研究论丛》第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写道：在去车站欢迎泰戈尔的路上，“济南各中学的校长推他为泰戈尔一行的英语翻译，由他带着印度客人观光济南。当他们参观至济南佛经流通处时，泰戈尔发现这位年仅二十来岁的青年不但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能认识梵文，并对佛经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使得这位东方诗人兼哲学家感到十分惊讶，说道：‘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个对印度语言和文化发生兴趣的人。’”　　于道泉，后为著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当时是齐鲁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关于他同泰戈尔在济南的交往，未见民国时的记载，亲历者的署名文章也只能看到66年后的《齐鲁大学的开创》，其中写道：齐鲁大学演讲后，“有一个中国学生，到后台去拜见泰戈尔。用梵文（印度文）和他说了几句话，使泰戈尔大吃一惊，在中国竟有人会讲印度话，真是他所想不到的。这使泰戈尔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要带他到印度去参加他办的国际学院。这个学生叫于道泉”。　　而这恰恰说明于道泉并没有陪同泰戈尔，也没有为其充当翻译。再者，泰戈尔在济时间短暂，找不到安排一个学生陪同尊贵客人，并代替徐志摩、王统照做翻译的理由。从实际行程看，泰戈尔也没有时间去佛经流通处参观交流。但是许多学者都这么写过，似应事出有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著名西藏报道专家张小平在《于道泉传奇》（载张小平《雪域在召唤——世界屋脊见闻录》，民族出版社1996年出版）写道：徐志摩“举荐他为与泰戈尔同来的三位教授做导游翻译。于道泉欣然受命。在和这几位印度教授交往的过程中，于道泉了解到，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考察印度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于老回忆说：‘我带领他们到佛教流通处，那里的负责人是我父亲的同学。后来去看了莲社，听了讲佛经。又看了佛经经卷。这时，几位教授发现我认识梵文，其中的两位非常兴奋。嘱咐我到北京后要去找他们。还说，他们到中国以后还没有遇到一位对印度文化感兴趣的人。’他们问我，您愿意去印度学习吗?我当时非常想去梵文的故乡深造。其中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没关系，泰戈尔和梁启超先生很熟悉，可以通过他们给你办官费”。　　此文讲述的于道泉这段经历，应是张小平采访本人所得，虽然并不完全准确，比如说是徐志摩举荐他做导游翻译，但是这里面的大部分记述，特别是直接引用的于道泉原话，与当时的新闻报道吻合，可信度很高。从中可知，于道泉陪同并为之担任翻译的非泰戈尔，而是诺格等3位印度学者，夸他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语言和文化发生兴趣的人”的，也是这些印度学者。除了《齐鲁大学的开创》所言，其余关于泰戈尔与于道泉之间在济南的种种故事，应皆从《于道泉传奇》衍生，只是把3位印度学者换成泰戈尔了。　　据《泰戈尔过鲁之盛况》报道，同行7人下午均陪同泰戈尔演讲，访问佛经流通处事应在上午。　　照那斯图、李恒朴主编的《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于道泉”条写道：1924年“应邀担任泰戈尔访华团在济南的英语翻译”。“泰戈尔访华团”与泰戈尔并不等同，这种说法虽然容易使人误解包括泰戈尔，但还是可以的。于道泉随后到北京，去印度留学未成，正是诺格教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梵文教授、俄罗斯男爵钢和泰的课堂翻译。　　至于推荐于道泉担任翻译的，刘克敌《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说是“济南的教育界”，这与《于道泉教授的学术道路》说的“济南各中学的校长”差不多，应离事实不远。　　八 泰戈尔写过济南泉水诗吗？　　最近10多年来，大量描写与介绍济南的文字和声像作品都在引用两句诗，说是泰戈尔为济南而作，甚至写进了领导人的讲话。　　当它首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曾令我一震。那是2010年12月，观看一家电视台拍摄播放的介绍济南历代名士的电视专题片，相关解说词（有字幕）是：“近代济南，其文化的包容更像一个磁场，不仅吸引着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三次来到济南，也吸引着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伴陪下到了济南。离开济南后的泰戈尔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怀念满城的泉池，它们在光芒下大声地说着光芒。’”　　此后，我一直设法证明这的确是泰戈尔写济南的作品。查阅了能找到的泰戈尔诗作，一无所获；没有搜检到2012年12月之前引用此诗的文章；看到的其后大量引用此诗的文章，无一写明出处。　　至今仍存疑问有七：泰戈尔看过济南哪处泉水，载于何种文献？这两句是一首诗，还是一首诗的其中两句，若是其中两句，全篇是怎样的？这首诗有题目吗，若有又是什么？从1924年4月到2010年12月之前，在这漫长的86年间，为什么从未见有人提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国际声誉的伟大诗人这首对济南意义非凡的诗作呢？这首诗是泰戈尔用何种语言写的？发表在何处，见于他的哪部著作？是谁翻译成中文的，发表在何处，收入哪本书？　　根据前面所述可知，泰戈尔在济南的公开活动，仅仅下午的省议会演讲、傍晚的齐鲁大学参观和晚上的教育界宴请。且不论此诗遣词、造境皆不似泰氏手笔，所谓“满城”决非泰氏所见，“怀念”更非泰氏之情。当然，大有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唯盼高士有以教我。在未得到准确答案之前，不敢人云亦云。　　除了以上问题，当今关于泰戈尔济南之行的讲述，还有许多情节和细节也是不真实的。比如，泰戈尔没有入住石泰岩饭店，也未游千佛山；众议员刘冠三时在北京，重病在身，不可能到宾馆拜见泰戈尔；在省议会演讲时，讲台上没有悬挂“山东省市各界欢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大会”的横幅。也有当时的新闻报道写错，比如《泰戈尔过济盛况补志》将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张涛的字“伯秋”误作“伯和”，今人引用而未能辨正者。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胪列。　　历史学家顾颉刚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现当代史又何尝没有今人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增删与改写。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如果您读的并非信史，是否“明智”还真不一定。　　（感谢济南市图书馆对本文给予的文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