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中加两国的外交历程历史悠久。本文作者吕聪敏先后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欧美司、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等任职。他撰文讲述了中加建交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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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英国代办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便前往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半年多后，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当时“文革”未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业务范围广泛。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我来给他当助手。当时中加在斯德哥尔摩的建交谈判接近尾声，外交部正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工作班子。
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中加建交谈判胜利结束，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这一外交大事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虽事先知晓建交谈判，但公报发布时仍受到震动，因加拿大未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中法建交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为中美增添交往渠道，推动众多西方国家与我国建交，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加建交让外交部美洲事务热络起来，管加拿大工作的人从坐“冷板凳”变为“热板凳”。建交后，筹备建馆成为当务之急，包括派先遣组赴加、准备外交文书、设计大使拜会活动、接待加方建馆人员等。1971年2月，以徐中夫临时代办为首的先遣人员离京，之后为黄华大使赴任做准备。黄华大使因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接待工作，赴任时间推延，7月23日才赴加拿大。加拿大政府重视黄华大使的礼宾安排，7月27日递交国书后，使馆开始正式办公。北美洲与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使馆每天办签证和访谈的人络绎不绝。馆员超负荷工作，但使命感和荣誉感带来动力。
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首任大使柯林出生在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他对重返故地用“奇迹”和“梦”形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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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的决定。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作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作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
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 吕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