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到1962年，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南海里，领袖们以身作则，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
领袖带头，压缩定量
面对困境，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更是率先垂范。中南海机关干部重新定量，先个人报数，再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刘少奇报18斤，周恩来报24斤，朱德和毛主席一样。大家认为领袖们自报定量偏低，应定在28斤，可他们坚持己见，按所报数量发放粮票。
定量压缩后，饥饿感和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出现。食堂大师傅和干部们想尽办法，采集可食植物与粮食掺和。先是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外墙的榆树成了“宝库”，嫩榆钱儿和在面里，蒸出的馒头个头大，能在胃里多占空间。
严守规定，不搞特殊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重新申报粮食定量时，作为共青团员，她把定量压到21斤。学校考虑学生成长发育，统一定为27斤，毛主席得知后虽欣慰但仍提及井冈山时期战士定量更低。困难加重时，李讷在学校吃不饱，卫士反映情况后，李银桥自作主张送去一包饼干，被毛主席严厉批评。毛主席坚持“三不”规定，家里饭菜也没油水。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家吃饭，狼吞虎咽，毛主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仍坚守原则，不搞特殊。
在困难时期，毛主席曾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周恩来劝他吃肉，他一句“你吃了吗？”让周恩来无言以对。
朱德带头，自力更生
朱德给自己定量26斤，对度过困难胸有成竹。他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菜蔬，康克清陪他外出也常剜野菜。困难时期，家里端出掺了马齿苋的玉米面窝头，家人不让朱德吃，他却拿起大口吃起来，还称比长征时吃的好。
此后，朱德和康克清带领干部和孙辈们开更多荒地，加种杂粮，鼓励孙辈养兔子，解决粮菜不足问题，还将部分成果送给大灶食堂。这种开荒种菜的做法在中南海迅速普及，许多院落空地被开垦，种上各种作物，中南海里多了道风景线。孩子们还因积肥做过可笑的事，把油毛毡当肥料烧，惊动警卫人员。
大灶食堂，共渡难关
困难时期，中南海各大灶食堂饭菜供应有限，仅有几样菜凭票供应，稍有荤腥的菜票更少，主食也分粗细粮按比例供应。许多原先在家吃饭的孩子被赶到食堂，食堂里孩子多了，他们觉得自由自在，和大人们一起排队买饭，凭票购菜，还互相站队，早到的帮后来的加队。
1958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大灶食堂吃饭，有人写大字报提倡高级干部向他学习，破除等级观念，小灶、中灶随后取消。共同到大食堂吃饭的经历，让孩子们之间过往更频繁，友谊更深厚。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情况更严重。邓朴方感觉学生食堂杂面馒头越吃越小，大家抢着喝稀粥，肚子仍常饿。他们效仿“少活动，晒太阳”抵抗饥饿的说法，中午躺在沙坑里吃“太阳鸡蛋”。机关人员也受此影响，中午晒太阳看谁浮肿厉害。孩子们因吃不饱，在家乱翻找吃的，吴继平的两个哥哥甚至喝光青梅酒醉倒。中南海里还打过乌鸦改善伙食，但效果有限，李紫阳回忆乌鸦肉当时觉得好吃，跟鸡没区别，但也只吃了几顿。
三年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领袖和干部、孩子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书写了一段共克时艰的感人篇章。 王凡 刘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