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农妇孙瑞芹忘不了在济南“上台”的那一刻。
去年八月，她从牟家院村前往济南，参加一场慈善人物颁奖典礼。出发前，她特意修剪了头发，换上自己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一件粉色羊绒衫，一双洗干净的运动鞋。会场人很多，门口立着一面签名墙。她拿起马克笔，在墙上端端正正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轮到她上台时，光束落下，屏幕上亮起两行字：孙瑞芹，萤火虫图书馆馆长。台下坐满了人，她不敢细看，深吸了一口气，用尽量清晰的普通话说：“我叫孙瑞芹，来自山东潍坊牟家院村，是个普通农民。”声音落下，掌声响了起来。
这是她漫长的人生中，未曾想象过的高光时刻。
在此之前，孙瑞芹从未离开过牟家院村。她的人生轨迹和许多同龄的农村女性相似，少年失学，早早嫁人。灶台、农田、儿女，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婚姻也没有成为她的港湾，丈夫的拳头时常落下。往后很多年，暴力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噩梦。
回首一生，她总结，“苦多，委屈也多，该认的、不该认的，都认了。”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她63岁。在儿子牟昌非的鼓励下，她开始提笔写字，记录过去的日常点滴。这些文字被传到网上，引发了陌生人的关注与共鸣。不久后，萤火虫公益组织来到村里筹建图书馆，她成了最合适的馆长人选。
那之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发现自己笑得多了，快乐也多了。那些淤积在心底半生的苦楚，仿佛终于找到了出口，被一点点冲淡了。而这份新的事业，像在封闭已久的屋子里推开了一扇窗，新鲜的空气涌进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牟昌非，在牟家院村的田间长大。21岁，他考入烟台的大学，离开家乡。
2010年，回乡的念头开始萌生。虽然父母从小鼓励他们离开农村，但他认为，这是老一辈人对乡村生活的无奈认命。反复思量后，牟昌非还是决定回到牟家院村。回乡后，牟昌非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多了。看着父母终日为琐事争执，他想为母亲找点事做，分散注意力。于是，他把女作家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和余秀华的诗集带到母亲面前。这些来自同样饱经沧桑的女性故事，孙瑞芹很快读了进去。
“姜淑梅60多岁才开始学写字，现在也能出书了。”儿子告诉她。孙瑞芹激动地说：“那这样的白话文，我也能写！”“那你就写吧。”儿子顺势鼓励道。
她从最简单的借条、收据开始回忆，再写到邻里往来、日常琐事，最后触及记忆深处的童年。在她的笔下，“割麦子要赶在露水干前”“推独轮车最怕遇上下雨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方言谐音或拼音代替。起初用笔记本，后来嫌纸太小，换行麻烦，索性摊开旧挂历，在光洁的背面写。
渐渐地，她发现那些困扰多年的往事，一旦化作文字，竟不再那么沉重了，“写出来了，心里好像就放下了一点。”写下十几万字后，儿子将她的作品整理成《写在挂历纸背后的故事》，发布在网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起初孙瑞芹有些忐忑：“我怕被人笑话。”但很快也就释然了。
写作，意外地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当时，儿子牟昌非正与潍坊萤火虫公益助学发展中心的郑凤鸣筹备“萤火虫图书馆”项目，希望为乡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们要在村里寻找一位能长期管理的本地馆长。郑凤鸣提议让孙瑞芹做馆长。在他看来，“没有谁会比一个从阅读中获得巨大改变的人更适合做馆长了。”
每天傍晚五点半，孙瑞芹简单扒拉口晚饭，便走向离家20米的萤火虫图书馆。这里有一张属于她的书桌，上面放着笔记本和她正在阅读的书。她的一部分个人回忆录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不写作时，她喜欢坐在这里读书、晒太阳。“完全不一样了。”她说，与从前整天围着锅台转，和丈夫“勺子碰锅沿”的日子相比，是人生里程碑式的改变。 咸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