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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都市报 -A08-A09版:新闻周刊-2024年05月27日

日期: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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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0天,又一众莘莘学子将走进考场,为他们焦灼而漫长的努力画一个句号。
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有一个“隐秘的角落”,在老师和家长眼中他们是“问题孩子”,在同学眼中是“不好相处的人”,而在心理咨询师面前,他们是深陷抑郁或者焦虑情绪的个体。在同龄人仓皇而激动地迈向成年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却在一路挣扎,尝试着走出心里的“迷宫”。
也许你以为他们只是少数人,但数字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并不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2023年3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有3000万名17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受到心理问题困扰。
他们曾经、正在和未来将要经历些什么,可能除了亲人之外,少有人知道。
不上学的和不要命的
高三开学的第二个月,辛路告诉妈妈,自己不想参加高考了。
辛路是青岛一所高中重点班上前10名的孩子。近一年来,他反复出现自伤的情况,“站在阳台上就想跳下去”,两次关键的模拟考试都没参加。
“要不要找个心理咨询师?”妈妈试探地问。“要的。”辛路答道。
心理咨询师辅导一小时500元,分析后给出的原因是“分离焦虑”。
“孩子小时候,爸爸长期派驻外地,自己也经常出差,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妈妈如此描述,“孩子说,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妈妈要出差了,哭得像生离死别一样的画面。”
辛路的成长历程,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曲曲折折。他的童年是在济南度过的,换过两个幼儿园,小学读的是爸爸单位旁的私立学校,六年级的时候举家搬迁到青岛。
“在小时候屡次换环境,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分离的创伤,每一次都是跟熟悉的环境进行切割。”心理咨询师跟辛路妈妈说,每换到一个新环境,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每一次都有一个节点,跟原来的关系告别。高三结束,就意味着将再次跟这个城市告别,跟家人告别,跟朋友告别……“他内部的冲突太多了,太焦虑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力是100分,当他的焦虑过载时,他用了70分去处理焦虑,只剩了30分来处理学业,就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学业不好,再叠加一重焦虑,就没法上学了。”心理咨询师分析道。
高三下学期,辛路回到学校住校。有一天晚上,他在洗澡的时候,用订书机往腿上摁订书钉,被同学发现后,学校通知家长送到了医院。
辛路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二次入院,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等等。
这是一个个满怀心事和伤痛的个体。
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已有10个年头,杜亚檑把接受咨询的对象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不上学的,一种是不要命的。
“跟我倾诉的高中生,首先会说的是考试压力大,这是一个普遍的面上的问题。但如果只有这个问题,他是不会来我这里的。”杜亚檑说,她见过不少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密密麻麻。
她把这种伤痕叫做“百叶窗”,似乎是孩子在用这种方式,让晦暗的内心透进一丝光亮。从医学上说,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会产生内啡肽缓解焦虑。
遇到类似来访,杜亚檑经常会倍感心痛。但她知道,这只是身体上的疼痛,肯定还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让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篇学术报告中曾记录了一个孩子的心路历程:
“老师,我又有点想划手了。老师问为什么?孩子说最近又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隔得很远,觉得迷迷糊糊,好像在半空中飘着,只有划手的时候,才会觉得跟这个世界有联系,就疼起来的那一刻,会觉得真实一点,好像还在这个世界上。”
“从大平均数来讲,尤其是初中以上,每个班里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孩子。”杜亚檑观察到,有的家长觉得,如果是因心理问题休学,以后复学会有困难,便会找个其他理由应对,所以,有时老师可能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又岂止老师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在每一个痛苦的孩子背后,往往隐匿着一群需要被拯救的孩子。

不是叛逆,是病了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岛城某三甲医院精神卫生科大夫林奇接到一位妈妈的求助——还有不到半年就高考了,孩子不想上学了。
这是一个打扮精致、彬彬有礼的男孩,来自青岛一所重点高中,“辨识度很高的一个班”。林奇见到男孩时,他面部化着妆,身上喷着淡淡的香水。
“我说这香水好好闻啊,他会跟我分享这是什么牌子的香水,自己化的什么妆。”林奇尝试打开孩子的心扉,她发现孩子状态低落,不想去学校,不想写作业,听不进课,以至于“看到学校的教学楼就感到恐怖”。
让林奇颇感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她又先后接诊了两个女孩,与这个男孩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三个家庭从不同的途径找来,而家长的开场白却出奇地一致——“我的孩子,不去读书了。”
林奇说,这样的孩子在诊断中,有相当一部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的青少年心理疾病。
如何疗愈“心病”,其实很多家庭最先求助的是心理咨询。
在杜亚檑的体会中,心理咨询工作也有“淡旺季”。9月份开学后,学习问题集中爆发,到10月份期中考试,一些小升初、初升高的新生会出现考试焦虑,往往表现为一些身体症状,比如头疼、肚子疼、发烧。有的孩子因为情绪困扰,不得不长期请假甚至提出休学。
“10月底到11月份,是我们比较忙的时间。从12月份到寒假就缓解很多,因为孩子不上课了,或者跟着父母出去旅游了,现实层面的压力小一点,状态也会好一点。”杜亚檑说,等年后又是一个麻烦,很多孩子过了一个寒假,面对开学又出现了“适应证”的问题。“大概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面临着第二学期的期中考试,又会‘倒下’一批孩子。”
家长们往往不知所措,有不少人给孩子贴上“叛逆”“矫情”的标签,甚至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
两个月前,一天晚8点,同样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刘婷婷,接到一位高中生妈妈的求助:刘老师,你能不能上门,我的孩子要跳楼了!
刘婷婷迅速给同事打电话,一起去处理这次“危机事件”。路上,焦急的妈妈打来电话催促,“快一点快一点,超速我给你缴罚款。”两分钟后,电话又来,“爸爸把他摁下了……”
刘婷婷赶到时,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正在抹眼泪。原来,父母为了督促他学习,长期不允许他关卧室门,争执之下,爸爸会把门踢开,最后干脆把门给拆了下来。
“孩子的个人空间被剥夺了,其实是剥夺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独立性、隐私性以及成长的可能性。”刘婷婷说,在这段亲子关系中,父母不断扩张边界感,像提线木偶一样去牵制孩子,导致孩子多次出现自伤、自残,直至到了要自杀的地步。
类似孩子休学、亲子冲突这样的问题,在10年前杜亚檑刚入行时,还以面对高三生、高一生为主;五六年前,慢慢接到初三生、初一生的来访;近三四年,特别是疫情之后,会有小学高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孩子送到她面前。
刘婷婷参与过一个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心理普测项目。“在2015年到2016年,做心理普测的学生样本大部分是初中生,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中二病’,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青春期问题行为凸显在初二。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数据发生了变化,学生心理问题更多来到了初一。2020年5月份,疫情期间,我们又去做了一次普测,数据变成了小学五六年级。”
数字会告诉我们,这个“隐秘的角落”里包含了多么庞大的群体。
2023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对全国范围内超三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高于成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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