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都市报
-A08-09版:新闻周刊-2023年09月25日
日期：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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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正式实施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今年45岁的杜霖在过去40多年里,享受到了父母所能给予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照护,直到父亲确诊癌症的那天他才猝然发觉,“顶梁柱”这个词,对家庭、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有人说我们这些长在蜜罐里的独生子女,预支了太多的幸福,我们现在所有的幸福都建立在父母健康、能帮衬一把的基础上,一旦父母倒下,生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倾覆。也许,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但还账的时间已经到了……”
刚刚过去的盛夏,心里装着七十多岁身体多病的母亲、面临中考升学的儿子,以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单位工作,杜霖昼夜独守在医院病房,照顾年近八十的父亲整整一个月。
然而,这不是杜霖一个人的困境。据最新数据统计,我国的独生子女总量约为1.8亿,其中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代人,如今年龄已在不惑之年上下徘徊,这一代人的父母正在老去……
漫长的一刻,只有我的呼喊
“爸、爸……你怎么了!爸!你醒醒!”几十年平淡安然的日子,在入伏那天的午后被轰然击穿了。
我的父亲今年79岁,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冠状动脉硬化、房颤、高血压3级、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肾结石、重度脂肪肝、脑萎缩、前列腺肥大、椎间盘突出、主动脉纤维瘤……病历上罗列的基础病有十几项。
每年常规体检,除了稳定的基础病,体检报告显示他有中度贫血,有一项指标很蹊跷,那就是大便潜血。因为怀疑是痔疮导致,加之血常规化验的其他结果还算正常,报告每次只提示血色素低于8克时到医院复查。老人一方面讳疾忌医,一方面因疫情期间进出医院不方便,这事便一直耽搁下来。
今年以来,父亲消瘦得特别厉害,身体日渐无力,吃饭也没胃口。7月初,他的两个小腿肿了,我担心是肾出了问题,赶紧去医院挂了专家号,结果检查证实肾没事儿,是重度缺铁性贫血导致浮肿,医生建议到消化内科或血液科做进一步检查。
我多方打听后又预约了一个紧俏的专家号,那是7月11日星期二下午,为此我提前请了5天年假。盘算着年假第一天带父亲好好做个检查,没什么事的话,隔天带孩子去趟青州博物馆研学。
那天江苏路的大医院里人极多,但预约检查很顺利,大夫说需要做肠胃镜等更进一步的检查,并安排了第二天的胸腹腔强化CT检查。记得当时我安慰着发愁还要再跑一趟医院的父亲上了车,前一分钟他还让我把车绕到海边走一趟,看看风景,可车子刚拐出一个路口,我便听到后座传来粗重的喘息声,侧头一看,父亲的头无力地垂向一边,人在不停地倒气……
当时我感觉浑身过电一样,汗毛都竖了起来,一边大声喊:“爸,你怎么了?”一边扭头看着前路,连喊几声,都没有回应。我一个急刹把车停在了路边,拉开车门就直奔后座。
那时,父亲面无血色,蜡黄,一动不动地仰面靠在后座上,我感觉不到他的呼吸,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也听不到心跳声。
我嘴里喊着“爸、爸……”,一手扶着父亲的头,一手伸向驾驶座附近摸手机,哆哆嗦嗦摁下“120”。父亲之前有心脏病,所以我了解一些急救常识,握拳一下下捶击他的胸口……这边120接通了,我对着手机喊:“我爸休克了,没有呼吸了,赶快来……”
坐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先给媳妇说,爸住院了,车撂在路边了,你去提车吧。媳妇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只说很危险,等住下院再说吧。又给我妈打电话,说我爸这个身体人家让住院,你晚点儿送点住院的东西来吧,不急。
挂了电话,我的喉咙莫名一哽,一种无助和委屈在往上涌,但硬是又咽了下去,想想,这算什么?一个人不都应付过来了吗?谁叫咱是独生子呢。
关于独生子女的压力,我耳闻目睹了二三十年,也曾想过有一天“四老加一小”的困局落到自己身上怎么办。所以,当初搞对象我的原则是坚决不找独生女,找个媳妇兄妹三个,她是老小。但是,该自己承受的考验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一关一关闯,坐着睡站着吃
因为大医院床位紧张,我又叫了120把父亲转到了湛山一家专科医院。第二天下午,我被叫到医生办公室。病房医生拿着检查报告说,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建议我们转院进一步检查,“现在最要紧的是输血,你父亲血色素太低了,不到3克,极重度贫血,相当于正常人身上2/3的血已经没了。”
医生联系了一圈,安排我们先到东海路上的一家三甲医院急诊室挂号输血,然后再想办法转院。当天下午两点多,我和妻子拉着父亲去输血。血浆从血库里提出来时,血袋还是冰冷的,我和妻子轮流用手捂着、抱在怀里,让那袋血浆尽快达到输入人体的温度。
下午5点半多,400cc血浆一滴一滴注入父亲的身体,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输完。我们输血的位置,隔了两个座位就是急诊的抢救室,那扇门不断打开又关上,目睹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开始的手足无措,到中间茫然地听医护人员指挥拿药交费,到最后嚎啕大哭,她唯一的儿子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
输完血,我跟父亲说:“都安排好了,我们明天来这里办住院,做肠胃镜手术。”此前一直对此抵触的父亲顺从地同意了,也许急诊室的一幕对他有了触动。
7月13日,我一早8点半在湛山的专科医院办好出院手续,又马不停蹄拉着父亲赶在9点多抵达东海路的大医院办了住院。其间,我通过钉钉向单位把自己剩余的10天年假也请了,正式开启自己的住院陪护时间。
此前,我还和同事说,如今咱这个年龄,年假的大头都是给家里老人预备的。没想到一语成谶。
起初,我认为守在父亲的病床边,盯着吊瓶的进度,安排好父亲的一日三餐,给他倒倒尿壶,除了耗些精力,也没啥重活。老人心里安稳,咱也心安。只是没想到,自己将陪伴父亲在这幢住院楼里整整待上28个昼夜,也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我。
住院期间经常去做CT和MR检查,用轮椅推着父亲走在负一层长长的走廊里,中间要穿过两道防火门,如果有人帮忙还算顺利,没人时,只能一手把着轮椅方向,另一只手去推门,再用脚别住,才能把轮椅推过去。
这让我想起了父亲因病住院前,刷到过的一个抖音视频,一个中年男子在医院走廊里用双手努力把持着两部轮椅前行的方向,一部轮椅上坐着患脑瘫的父亲,另一部轮椅上坐着脑出血的母亲,当准备进电梯那一刻,男子一次只能先推一个人进去,再迅速转身去推另一个,视频的字幕很扎心——“男子:我是家里独子,也是家里唯一能挣钱的人”。
三次输血共1200cc,父亲的各项身体指标总算达到了基本要求,7月17日星期一,他排在当天第一台肠胃镜手术,顺利完成。
7月18日一早,医生把我叫出了病房,“检查结果有肿瘤,已经送去做病理了,我们会进一步会诊。”我咯噔一下。午后1点,又有大夫在病房外喊我:“30床家属在吗?”是位来自普外科的年轻女大夫,她说:“你父亲的病理报告出来了,结肠癌,晚期,已经肝转移了……”
我认为自己之前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但当时感觉和医生的对话就像隔着一道玻璃,呆呆地问:“要怎么治?要开刀吗?化疗吗?”……
记得大夫说需要手术,也需要化疗,不做手术,化疗的话就没有生活质量可言了,“你先考虑考虑。”
大夫走了,我呆在原地一时不知道该迈哪条腿,没人能商量,也不能跟母亲说,她和父亲都要瞒住。六神无主的我还要在父亲面前若无其事,直到下午3点多,普外科的主任来到病房,很硬气地说:“准备手术吧,不要拖了,肠子已经快堵住了,一旦发生肠梗阻,抢救都来不及。”我一听,反倒感觉有了依靠。
病房外,大夫向我介绍:是结肠上的癌细胞在侵蚀父亲身体的养分,造成了贫血,“肝的问题先不要管它,先把最致命的解决了,后期肝部可以采用靶向治疗。”我很激动,向大夫说了好几遍:“大夫,我相信你。”
7月19日,我们从6楼病房直升11楼病房。开始我还担心,这病房可千万别有什么肿瘤科之类的牌子,到时可怎么跟父亲解释?结果下电梯一看,这里的对外称呼是“保健科”,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下来是手术前的密集检查,我要不断在各种术前文件上写下“我同意”三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记得有一天一张麻醉用药单上,我签了30多个自己的名字,每一种用药后面都要签。出生时,父亲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如今40多年过去,它承担起守护父亲生命安危的责任。
父亲的腹腔镜手术安排在7月29日,星期六,医院当天只有这一台手术,手术室外面等候的只有三个人:我,母亲和妻子。8点半的手术,到12点多钟,走廊的喇叭突然响起来:“请保健科38床家属到协议室。”
“协议室?什么情况?”我从椅子上弹起来,两三步蹿到手术室旁的协议室门口。可协议室的门半天没打开,我看看媳妇,看看门,不知道如何是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等了能有十几分钟,门开了,大夫手上捧着一个不锈钢盆,“手术做完了,很顺利,你看看——”盆里是从父亲体内切下的肿瘤。我的身体一下子轻快了。
父亲在沉睡中被送回到病房,腹部裹着纱布,身上连着尿管、引流管、心电监护,还有脖子上插着一根深静脉注射管……算算所剩无几的年假,我再次向单位申请了10天的独生子女护理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