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都市报
-A10版:新闻周刊-2024年05月27日
日期：05-27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俞国良对2010年～2020年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了整合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检出率为18.9%。由高到低依次是:抑郁与睡眠问题(均为22.2%)、自伤行为(20.1%)、焦虑(18.1%)、自杀意念(13.6%)、自杀未遂(3.3%)。
爸妈生病,孩子吃药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所谓‘爸妈生病,孩子吃药’,我们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不仅关注孩子个体,还会关注他的家庭。”杜亚檑认为,“孩子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就像一个池塘里的水出了问题,池塘里的鱼再怎么长都可能出问题。”
19岁的章佳宁来自青岛一所高校。回想起自己的高考,他说那是高中生涯考得最差的一次。考试前一天晚上,他高烧39℃,第二天简单吃点药就上考场了,头脑昏昏沉沉的,“全凭一口仙气吊着”,很多题都没有答完。曾经同行的伙伴都比他考得好,还有的去了清北。
章佳宁说,他的妈妈来自东北农村,家里条件非常苦,因为小时候的一些遭遇导致了听力障碍。妈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通过努力考上了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最后考上了长春一所大学。在学校认识了他的爸爸,两人落脚在东北一座三线城市。由于听力上的问题,妈妈的工作始终收入不高,日子过得有些窘迫。
于是,在妈妈对他的教育中,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
“我的童年是从三年级结束的。”章佳宁说,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就告诉他不能浪费任何时间,除了春节和暑假可以休息两天,其他的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排满了学习任务和各种比赛,“妈妈说必须争第一,才能进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
妈妈如愿以偿,孩子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章佳宁从小升初开始,“每逢大考必然生大病,很多考试都是吊着水、打着针下来的。”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有一年,妈妈确诊了一种严重的慢性病,医生说寿命可能只有几年。家庭的困境又一次投射到章佳宁身上,他耳边时常会回响起妈妈的唠叨,“一定要好好学习,不然妈妈死都不会瞑目……”
章佳宁陷入了一种“自卷”状态,晚上12点睡觉,凌晨4点起来看书,实在累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到高二的时候,彻底撑不住了,坐在那里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精力不能集中,他不断地用揪头发、掐自己等方式,想让自己状态好一点。可最后,他甚至不敢进学校的教学楼。
章佳宁一度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能数得出。有时候憋得难受,他会跳下床跑到操场上,一个人喘粗气,“严重时,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儿。”
没人理解章佳宁的痛苦,别人只觉得他内向少言。他去了医院,大夫说这是抑郁症的表现,给他开了好多药,并建议他休学。章佳宁没有跟妈妈说,高考前,他选择努力自救,随身带着绿色小药盒,“甚至还吃过健脑片”。
“当成绩成了孩子唯一的支撑,就像蘑菇一样,巨大的伞下只有一根柱子。当学习成绩下滑,这根柱子发生倾倒,孩子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有很好的兴趣爱好,广泛的社交关系,那他就会有多根柱子来支撑,任何一根柱子出现问题,都不会导致毁灭性的打击。”
杜亚檑发现,陷入困境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的共性,他们的父母多数是70后、80后的“考一代”。曾经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农村到城市落户后,会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把孩子的价值和成绩完全画等号。“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工人或者外卖小哥?”
北京大学副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曾因提出青少年“空心病”概念而广为人知。他将家长的这种做法形容为“刻舟求剑”,曾发出锥心之问:孩子一定学历比你高、学习成绩比你好、挣钱比你多,才是一代胜过一代吗?我们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成功,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人生可以被复制吗?
徐凯文在202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临床中发现家长往往比孩子更焦虑,家长把焦虑传递给孩子,是孩子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原因。
他总结了五条家长不应该做的:第一,家长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焦虑和压力给孩子；第二,不要让孩子卷入夫妻关系问题,如果夫妻关系有分歧你们自己解决,不要让孩子当夹心饼干；第三,不要只给钱不给爱；第四,不要过度保护、宠溺孩子,破坏规则；第五,不要把成绩作为评判孩子的唯一标准。
同时,他也给出忠告:我们的财富是为了给孩子更多选择的自由,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创造力和对学习、对生命的热情,而不是学习成绩；既有教育和规则,也有理解和尊重,要理解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差得很多,所以要倾听孩子；行为世范,身体力行。
走出“迷宫”
走出这个“隐秘的角落”,就像走出迷宫。对资源充足的幸运儿来说,他们可以调动家庭、外部资源来寻找最佳攻略,而对于很多家庭已陷入困境的孩子,就犹如在泥潭里挣扎。
刘婷婷的手机相册里,有一个高高瘦瘦的阳光少年,他叫黄凯,今年上高一了。每到周末,黄凯都会来刘婷婷的办公室聊聊天。而刘婷婷刚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见到生人就要躲到妈妈背后的六年级小学生。
四年前,黄凯的爸爸得了尿毒症,妈妈常年在家照顾爸爸,无法工作。家庭没有收入来源,黄凯在社区里也没有玩伴,放学回家就关起门来,坐在炕沿儿上写作业,爸爸躺在炕上看着他,生活中只有三个人的交往。
刘婷婷从事的是心理学加社会工作,“面对这个孩子,能做点什么呢?”她尝试对接了社区,得到一间会议室,作为固定的活动场地；随后,又去对接了大学生,每个周末为黄凯做一次帮扶活动。
一番努力下,黄凯从开始怕见陌生人,站在台上半小时说不出一句话,到初中毕业时已经能够流利自如地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参与了很多户外活动和小组活动。
刘婷婷给这个公益项目起了个名字,叫“未来同伴计划”。四年多里,加入这个计划的孩子越来越多,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从帮扶一个孩子开始,他们已经成功托起了85个困难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荣获了“青岛市优秀班干部”,还有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她的团队,将爱的薪火继续传递下去。
王立也是这个帮扶项目中的一个孩子。
刘婷婷见到他时,距离2020年中考只剩一个月了。当时,王立的爸爸已去世,妈妈撇下他改嫁,家里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马上就要中考了,你有什么打算?”王立的回答让刘婷婷记忆犹新,“他说,等我考完了要去找妈妈,只想问问她为什么不要我。”
刘婷婷发现,王立的心思全部在妈妈身上,以至于精神涣散,甚至到了退学的边缘。眼前的问题,是先过中考这一关。刘婷婷发现孩子的学科底子很弱,她联系了专业的学科规划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帮他补习功课。周一到周六要在学校上课,刘婷婷算了算,中考之前属于他们的时间只有68个小时。
“68个小时”之后,王立踩着线上了普职融通。“未来同伴计划”继续陪伴他读完高中,去年王立参加春考后,走进了大学。
如今,刘婷婷不时会接到王立的电话:社团的板报应该怎么设计呀?我要不要竞选班长呀?
辛路的妈妈退出了所有的“鸡娃”群,她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规律,手机上设置了3个闹钟,定时帮孩子准备药片,每个周五带孩子去做心理治疗。“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帮孩子走出来。”
她慢慢发现,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一样过得很精彩,有的办起了养老院,有的男孩子设计起了旗袍,有的女孩子做起了小羊毡人……这一代孩子就如热带雨林里的万千物种,有太多太多生长的可能性。如果孩子能够凭借自己的优势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立足,那就是最好的成长。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林奇、章佳宁、辛路、黄凯、王立均为化名,案例来自记者采访或读者来电,与文中心理健康机构无关)